歐美醫生瘋GPT-4寫病歷 靈感竟來自嘉義鳳梨田

法國新創開發AI助理app


文—彭子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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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T與GPT-4正走進醫院診間,幫醫師寫病歷。《紐約時報》報導的熱門AI助理「Copilot」,法國創業家曾來中正大學學中文,身為唯一的外籍生,有點寂寞,才想到要開發能互動的機器人。

在巴黎開業,看診空檔接受《天下》視訊採訪的婦產科醫師卡雅爾,語帶興奮地描述過去兩個月來的GPT-4初體驗。

因為一款名為「Copilot」(副駕駛)的AI應用程式,可以把她和病人的對話即時打成逐字稿,再濃縮為疾病症狀、過去病史、診斷結果、處方內容等欄位,經她確認後直接上傳電子病歷系統。而這個文字濃縮為病歷的能力,正是來自於GPT-4。

卡雅爾觀察,因為法國醫師人力不足,病患候診時間冗長,甚至被迫換醫師,因此愈來愈多患者會請醫師提供當次看診的病歷紀錄或轉診單,讓他們方便找其他醫師接手。

要問診又要做檢查的卡雅爾,不堪其擾,決定把打病歷的工作交給Copilot。「我最喜歡的是,我可以專注地看著病患,不用一邊看電腦做紀錄,」她說。


▲請GPT幫忙寫病歷,為的是在快速老化的社會裡,幫醫師分憂解勞,把眼光和時間放回患者身上。(Getty Images)

隻身來台,想和機器人說話

有趣的是,這個剛被《紐約時報》報導的熱門醫療程式,其概念的誕生地,竟是在南台灣,鳳梨田環繞的嘉義中正大學。

Copilot 的母公司,巴黎新創Nabla的共同創辦人羅畔(AlexandreLebrun)畢業於法國名校巴黎電信學院碩士班。

專攻認知科學和軟體工程的他,同時也學中文,二○○○年來到台灣,成為中正大學當時唯一外籍生,直到現在,他依舊對台灣東海岸的景色念念不忘。

過去二十三年,羅畔三次創業,都是在不同領域打造AI助理。這個想法就來自於嘉義求學那半年,隻身來台,有點寂寞的羅畔一直在想,如果機器可以跟人對話,那該有多好?回到法國,他立刻開始實踐這個概念。

第一次創業,他成立Vi r tu-Oz,要做商用版的Siri,輾轉併入微軟。第二次,他做的AI自然語言介面公司則被臉書買下,他也進入臉書AI研究部門,和首席AI科學家楊立昆(YannLeCun)共事。

這位舉世知名的AI大師,也成為羅畔創辦的第三家公司Nabla的顧問和投資人。Nabla主攻醫療領域的AI應用,多位團隊成員來自臉書AI研究部門。

「我們真正想解決的問題,是醫師人力不足,」在法國視訊受訪的羅畔解釋,人口老化之後,慢性病的照護需求逐漸增加,他想幫醫師省下每天花在寫病歷、保險申報等行政作業的時間。

Copilot上線至今,美國、法國兩地加起來約數百位醫師開始使用,歐洲最大的私立醫療集團之一也正規劃啟用。其中,部份開業醫師以月費一一九美元訂閱,而大型醫院則按看診人次收費,每次○.五美元起跳。

得先克服GPT的「幻覺」

羅畔在病歷紀錄上看到的商機,也是台灣的機會嗎?

最明顯的挑戰,就是台灣的醫師常用中文、台語問診,用英文寫病歷紀錄,林口長庚醫療人工智能核心實驗室主任郭昶甫認為,這樣的語言隔閡確實是AI模型的一個大問題,但「終究會解決。」
郭昶甫觀察,請AI幫忙醫師製作病歷的想法,早在二○二○年就有研究出現,因為在美國很多醫師不會自己打病歷,而是請專門的醫療打字員(medical transcriptionist)聽錄音打成文字,所以請AI代勞的嘗試「早就在做,只是效果好不好而已。」效果,指的就是精準度。因為GPT最可能影響醫療品質的問題,就是生成錯誤資訊的「幻覺」問題。

頂尖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JM),在三月底刊出的文章提到,微軟旗下的DAX在整理醫病對話的過程中,就憑空生成了一項BMI數字,「未來GPT-4應用中,應把處理幻覺、遺漏和錯誤等機制包含其中。」

這是當前生成式AI技術的最大缺陷,面對GPT-4的幻覺,羅畔也不敢大意。

為了讓GPT精準解讀診間對話裡的醫學名詞,Nabla也經醫病雙方同意後,蒐集了三萬則私人診所的看診對話錄音作為訓練素材。

羅畔解釋,每一次醫師回饋修改Copilot整理的內容,Nabla團隊都會據此調整,準確度高達九九%。

類似想法,也正在台灣萌芽。


▲羅畔解釋,運用GPT-4的好處是,對關鍵字和語境的篩選更精準,醫病之間的閒聊都不會濃縮到最後的病歷紀錄。(Alexandre Lebrun提供)

《小檔案》Nabla
成立/2018年
據點/法國
創辦人/羅畔(Alexandre Lebrun)、葛蘿(Delphine Groll)、雷森(Martin Raison) 執行長/羅畔
募資狀況/1700萬歐元
主要產品/Copilot

台灣版即將上線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人工智慧中心主任許凱程表示,他和團隊也正在用Whisper AI連結GPT-4做病歷紀錄的整理,預計一個月後就會全面上線。

同時是神經科醫師的許凱程舉例,像是初診病患就需要至少二十分鐘的問診時間,但如果可以先用GPT來做,就可以節省許多時間。

「很多醫病關係是在對話中建立的,」許凱程說,有了GPT輔助節省下來的時間,醫師就更可以跟病患噓寒問暖,不用一直眼睛盯著螢幕,「可以扭轉這樣一個趨勢,也是相對的好處。」即便如此,GPT要正式進入臨床作業,作為醫師看診的副手,仍有許多疑慮。

因為「醫師法」第十二條就提到,醫師執行業務時,應製作包含主訴、診斷、用藥處置等項目在內的病歷資料,「並簽名或蓋章及加註執行年、月、日。」

謹慎署名,就是因為一旦產生醫療糾紛,病歷紀錄也有法律責任的歸屬問題。羅畔強調,這也是為什麼設計Copilot時,一定要由醫師看過所有內容後,親自確認上傳。

此外,Copilot的設計,也讓所有醫師確認上傳完病歷資料後,當下就立刻刪除,不保留任何紀錄,就是因為要符合美國健康保險流通與責任法案(HIPAA)和歐盟GDPR等隱私規範,徹底避免敏感病歷資料、個資外洩的疑慮。

「我們可以做得更多,但是我們想先跟顧客建立互信,」羅畔指出。

但更大的難題是,對照法國醫師人力缺乏,台灣醫療環境有沒有足夠的需求和誘因,鼓勵醫師和醫院導入GPT應用?而容易產生幻覺的GPT,真的能幫醫師分憂解勞、讓醫病關係充滿溫暖嗎?也許很快會有答案。 閱讀完整內容
天下雜誌2023/5月 第7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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