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大要件認定到調查小組公信力 都該補破網

一名高中生之死，引爆群眾怒火，也讓師長對學生的新霸凌形態受到關注，當學校裡可靠的「大人」，成了群體霸凌的加害者，學生如何求援自保？

撰文‧林良昇

校園霸凌通報量逐年攀升， 成案率卻連年創低， 被制度漏接的霸凌黑數，遠比你想像得多！

「一名學校老師，一個月內傳送八十多部影片到LINE群組，嘲笑學生跳舞的樣子。另一名老師長期體罰學生，破壞同儕人際關係，讓孩子在校孤立無援，身心受創……。」這些令人痛心的情節，來自人本教育基金會中部辦公室主任曾芳苑經手的真實案例。

無論是公然羞辱，或造成學生身心傷害，這些不當且惡意的行徑，已構成多數人對校園霸凌的認定。但回到教育現場，實際將上述事件通報校方，得到的調查結果，卻讓人大感意外，兩案都不符合「霸凌」定義。

今年二月，台中豐原高中一名學生輕生，事後家長在曾芳苑陪同下出面，聲聲控訴孩子如何遭七名師長集體霸凌，被迫走上絕路，引發全台對校園霸凌的高度注目。然而，除了待調查的事件真相，急需釐清的還有在現行通報機制下，潛藏多少看不見的霸凌黑數。 「師對生」成案難度偏高

攤開教育部統計， 近五年校園霸凌通報數量連年攀升，自二○一八年共五六二件，上升到去年達一九四二件；但通報確認成案的比率卻不增反減，從三○％逐年下滑，到去年僅剩十一．四％，相當於每通報九案，只有一案被認定為霸凌。

近年教職人員對學生的霸凌逐漸受到重視，教育部自二○ 年起， 將「 師對生」的霸凌通報獨立統計。不過，細看數字，當年通報五十八件，成案數掛零；二一年通報二五○件，僅十四件成立，占五．六％；去年通報三四一件，僅二十一件成立， 占六． 二％， 比起「 生對生」霸凌，成案難度明顯更高。

影響霸凌成案率的關鍵，不外乎兩大因素，一是校園霸凌如何界定，依循的標準是否明確？二是霸凌與否由誰判定，調查過程是否公正？從近年屢刷新低的成案率，不難看出，現行通報機制存在缺失，有待調整。

先看霸凌認定標準。國民黨立委萬美玲日前在立法院教育委員會質詢，曾舉實例提問，桃園一名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孩子，上課較為躁動，老師無法應付，便教唆班代在課堂發給全班同學白紙，一起寫下被該生騷擾的事證，打算以此為憑據，委請民代讓他轉學，「請問這樣算不算一種霸凌？」

面對詢問，教育部長潘文忠當下也無法認定，僅強調這是不當的處置方式，「至於是霸凌或不當管教，需要更深入的了解，要有一個小組詳細釐清，再做判斷。」 「持續」定義模糊空間大

為因應校園霸凌問題，教育部早在一二年就訂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當中對霸凌的定義相當嚴謹，須同時符合四項要件，包含「持續」以明確的「侵害樣態」，如言語、肢體、文字或圖片等，「故意」造成他人「損害」，才構成霸凌行為。

不過，針對當中最關鍵的「持續」要件，教育部在準則中未給予明確定義，尋遍地方教育主管機關的霸凌防治規範，同樣付之闕如，留下模糊空間。六都中僅高雄市教育局在「各級學校推動防制校園霸凌工作手冊」，直接將「持續」定義為每月二到三次以上行為，其餘五都均遵照中央，未自訂更具體的判定標準。

一旦規範定義不明，自由認定空間過大，實務上自然就不易成案。此外，曾芳苑在第一線觀察也發現，霸凌案件的「損害」認定，有時太過強調因果關係，非得要被霸凌者提出證據，證明霸凌者行為確實造成自己身心損害，甚至須以成績低落、身心診斷書佐證，才會被認定遭霸凌，標準過於嚴苛。

長期從事校園霸凌防制工作、現為教官的東華大學台灣安全促進學校研究中心研究員顏家棟直言，依照現行法規，霸凌要符合所有要件，但若部分要件不符，大家仍都認為是霸凌，又該如何界定？他認為，一套規範從幼兒園適用到在職專班，執行上勢必難以因應各種霸凌樣態，最後仍得回到個案認定。也因此，霸凌事件由誰認定，調查小組成員來自何方，是牽動霸凌判定結果的另一大關鍵。 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原是架構在「生對生」霸凌樣態下，直到二○年七月， 將「師對生」霸凌也納入規範。但依規定，只要學校接獲疑似校園霸凌通報案件，無論哪種形態，都是由校長或副校長召集「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成員包含教師代表、學務人員、輔導人員、家長代表及學者專家，高中以上則須有學生代表，由該小組負責整起霸凌事件的調查與認定。

現行規範下，只有出現「校長對學生」疑似霸凌情形，才會由學校上級主管機關召集審議小組，其餘案件，若未尋求爆料、陳情等外部求援管道，均跳脫不出校內調查機制。也就是說，即使豐原高中學生在輕生前，曾嘗試走校內申訴管道，仍可能面臨師長彼此護航，不被認定是霸凌的糟糕情況。

「這種機制下，會不會有官官相護、師師相護的問題？」民進黨立委張廖萬堅觀察，學校老師自主意識強，較容易同情老師處境，造成「師對生」霸凌確認率低，就算遇到霸凌成立案件，最終送到教評會，對教師做出的處分恐怕也不重。

「師對生」霸凌極難成案，還有一大因素是「動機」。曾芳苑點出，在教學現場，即使老師對學生做出不當行為，只要聲稱出發點是「為你好」，不是基於處罰目的，通常會被當作「管教」，不會被判定霸凌。也因此，由校長和教師群體主導的調查小組，在「師對生」的霸凌事件認定中，公信力不免受到質疑。 校外代表過半較有監督效果

面對現行機制該如何調整，張廖萬堅認為，在校園自治前提下，霸凌事件在校內處理問題不大，但針對「師對生」的體罰、不當管教和霸凌事件，小組的校外代表應占一半以上，較能發揮外部公正監督效果。

民進黨立委范雲則指出，「師對生」不當行為分為四種，當中「性平」事件最容易辨認，判定爭議最小；至於不當管教、體罰和霸凌，實務上不太容易區分，沒有清楚的樣態規範，會讓校方認定上很困難，建議未來整合成同一管道，避免誤判損害學生權益。

萬美玲認為， 霸凌「持續性」界定不夠明確，應盡速類型化，讓第一線能有所依循，避免因誤認樣態而損及學生的權益。此外，由校方組成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辦理調查及確認，但在沉重教學與行政壓力下，要在期限內釐清真相有其難度，應增加有調查經驗的外部成員予以協助。

針對通報機制問題，教育部允諾檢討準則規範，但也強調， 即使「師對生」霸凌要件不成立，仍可能構成不當管教或體罰，調查結束後，校方仍須依《教師法》或相關規定進行後續處理，並啟動學生輔導機制，不會擱置不理。

「霸凌防制工作最重要的兩點，就是勇敢說出來，還有旁觀者正義。」儘管現有制度不完善，顏家棟仍以第一線經驗，鼓勵權利受侵害的孩子勇於通報，不要隱忍不發，即使最後未被判為霸凌案件，學校仍得負責處理問題，任何一項救濟管道，都不該被棄置。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