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先從三個「不見」說起！學生不見了、教授不見了、學校不見了！聽起來好像危言聳聽，卻正在大學現場血淋淋上演。
去年七月，中國教育部宣布降低台灣高中生申請中國大學的學測成績門檻，從原本的「前標以上（總分居全體考生的前二五％）」，開放至「均標以上（總分居全體考生的前五○％）」；於是，明明五月才是台灣學測申請放榜的時間，早在三月，中國各大學校長與團隊就來台搶學生。
這挑動台灣大學教育現場的敏感神經，以致深圳大專院校來台舉辦招生說明會時，因教育部關切而暫停；台北建國中學和桃園武陵高中校長幫學生寫赴中就讀推薦函，也被政府部會關切。
然而從數字看，高中生的「出走」意志終究愈來愈強。據校方估計，建中學生申請赴中人數較去年增加二倍、武陵高中從原本十人不到增加三倍；台南一中、台南女中申請中國大學的人數，也從過往個位數上升到二位數。再往前看，高中生出國就讀大學人數，從二○一三年到一七年，五年間成長近五成。
中國採高薪挖角祭出教學時數少與安家福利也很誘人
老師呢？今年二月，中國惠台政策再出爐，進一步獵取台灣高教師資人才腦礦。「尤其是省級大學的校長，挖角很凶，」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陳政亮指出。拉力，無非是中國一貫作法，用高薪資（依照學校情況不同，至少可加五○％）、教學時數少與安家福利吸引。
「（在台灣）從『專案』到『專任』聘職，遙遙無期，到中國拿三年聘書，雖然短線，但至少可以生活。」幾位四十歲上下的大學教師口徑一致無奈表示。他們有的已在大學專任，有的則在南北各大學間兼職穿梭。
既然如此，台灣也可以向國際廣招優秀師資。「八年前就已經在全世界撈人才，二○一六年有找到華頓商學院博士生來台任教。今年（對三位台籍留美人才）發出三張Offer，結果兩位選擇留在美國，另一位喜歡研究，去了中研院。」台大經濟系主任林明仁說。
據了解，他們別有選擇的原因是：「來台大發現學術研究環境很好，也很照顧年輕人，但是名目薪資真的差太多了！」根據「美國大學教授學會二○一七年報」，美國大學教授年薪最高可超過四百萬元台幣，而台灣教授名目薪資最多也才一百多萬元。
台灣國立大學薪資有公定價，助理教授月薪約六萬元、副教授八萬元、教授十萬元；而澳門教授年薪約是台灣二倍、香港是三倍、新加坡是四倍，美國約四至五倍。「沙烏地阿拉伯國家還以五倍薪水挖角台灣的教授。」交通大學校長張懋中說。
教育部海外攬才卻存在高中生對台灣教育環境沒信心的窘境
儘管為了攬才、留才，許多學校用校友資助或產學合作累積的校務基金幫教授加薪，但畢竟非長遠之計。為此，教育部推出「玉山計畫」，大舉對海外攬才；但就在七月初，曾任台大教務處副教務長、專攻機器人領域的土木系教授康仕仲，已前往加拿大任教。他表示，薪水並非主要考量，若要防止高教人才外流，幫老師加薪只是「治標」，充裕的研究經費、更自由的招生制度，或許才是重點。
前段班高中生出走、高教師資面臨挖角之外，別忘了，三年前各界提出的「一○五大限」危機，也已經冰山浮現。
六月以來，三所學校陸續傳出狀況，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退場、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停辦、康寧大學台南校區明年僅剩兩個科系。事實上，若依教育部提出的大學退場兩項量化指標：「註冊率低於六成」、「學生數不到三千人」，包括台灣觀光學院、南榮科技大學、華梵大學、和春技術學院、蘭陽技術學院、台灣首府大學和崇右影藝科技大學等，都名列在內。
人口結構改變是無可迴避的一座冰山，但現在，師生出走的問題，卻像是讓台灣高教用更猛烈的速度，朝向這座冰山撞擊。高教危機喊了許多年，情況沒有緩解，現下，反而進入了新的階段，一個更加險峻的絕境。
台灣的高教該怎麼辦？六月間，《今周刊》針對全台大學校長進行「高等教育改革調查」，從高中生出走原因、政府相關法令鬆綁，再到產學交流的徹底落實等，一一提問，找出解方。
在五十份回覆意見中，有七成校長同意：「近來高中生出走成為話題，與台灣的大學教育或研究環境改進太慢、趕不上世界其他大學進步的速度有關。」也就是說，大學校長們普遍承認，學生消失的原因不只少子化、不只中國拉力，還包括了台灣自己的推力；而這股推力也不單純是對台灣經濟缺乏信心，更有著對台灣高教品質、環境的失望。
今年九月，將成為松山高中三年級生的盧鈺珊，談到畢業後申請大學的規畫時，直言：「成績若達標準，我們都想出去。」她的理由，就是對台灣教育環境沒信心。
人口趨勢不會逆轉、中國拉力的強弱受制於人，我們能做的，是找回台灣高教的生命力。
圖為台師大機電工程系吳順德（左三）師生互動情況。有多年業界經驗的他，懂得跳出教學框架，幫助學生找回主動學習權。
現況一：退場速度太慢 造就殭屍大學
校方求解：與其坐等淘汰 不如堅守基樁以創新求突圍
去年十一月，行政院會通過《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草案第一條開宗明義地闡述立法目的：「為改善高等教育品質」。
大學過多造成資源嚴重稀釋，這是老問題；讓經營不善的私校加速退場，也是一個老答案；但諷刺的是，時至今日，攸關私校退場的法規仍然躺在立法院，草案雖已付委審查，但距離三讀仍然有路要走。
根據高教工會依人口比率變化趨勢的試算，二○二八年以前，大學數量必須要比現在少四十所，每年至少該退場三到四所學校才能解決問題。但現在的退場速度，卻在財團、立委、校方董事會等層層角力下趨近於零，三年間真正退場的僅有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其餘不是處於轉型階段，就是展開拖延戰，慢慢演變成所謂的「殭屍大學」。
殭屍大學的說法來自於「殭屍企業」，後者是指無望恢復生氣的負債企業，既不營業也不創新；同理，一所沒有學生、老師的大學，基本的行政、教學、研究都不存在，就成了「殭屍大學」。
殭屍大學不僅分散高教整體資源，在校方以拖待變、無心辦學的經營心態下，對老師、對學生的未來，都是耽誤與凌遲。
根據估算，一所大學若有三千名學生即能存活。不過，這只是一條「從學校角度出發」的生存線，對於教學尊嚴、教學品質來說，學生人數恐怕還要往上提高數倍，才能來到「正常」水位。
「我們是少數可以『當』學生的學校。」私立致理科大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副教授余彥傑這麼說。從專科升格的致理科大，目前學生數約有一萬二千人，是生存線的四倍。「當」學生，這個看似極度尋常的教學行為，如今成了私校的差異化重點，的確凸顯了相當程度的高教問題。
約訪過程中， 恰逢畢業季與招生期，致理校方從校長到老師，許多人兩周後的行程早已排滿，「不是在南向國家開招生說明會，就是談產學合作機會，」剛從汶萊回台的致理科大商貿外語學院院長林國榮形容。
不僅是東南亞國家，遠至墨西哥、巴拉圭到波蘭都有他的足跡，「去年到汶萊（實習）的有八位，今年增加為十二位，到墨西哥台商實習的三位女生就留下來工作，今年要去印度的也有四位。」
「校務上採取滾動式管理，每年請外部顧問來健檢校務治理方向，堅持原有的商業管理教學優勢本位，加上服務、科技創新為輔。」致理科大副校長謝金賢以與阿里巴巴和PChome電商實習合作為例，大三開始培訓，在課程設計上，開放資訊系、商業管理和外語學院跨領域修課，通過審查後，大四開始實習。
致理科大透過緊密的產學接軌吸引學生，保留教學品質與生機。然而，一句「我們是少數可以『當』學生的學校」，也對比出私校退場遲無進展的荒謬。
現況二：教育部《大學法》相關法令管太多校方求解：國立大學法人化、開放多元入學方式留才
私校退場之外，走訪大學校園，聽到最多的關鍵詞，就是「鬆綁」。
自二○一四年就閒置空蕩的台大徐州路校區，這段時間，成了部分台大老師批判「政府管太多」、要求鬆綁的常用案例。
去年，台大將徐州路上的校區改為國際學院，預計招收八十名國際生、四十名本地生，採取全英語教學。其中，台大希望本地生的入學標準也能比照國際生，採用SAT（美國大學入學考試）成績，不須以學測成績為門檻。校方人士透露，「我們的目的，是爭取那些原本就計畫到海外就讀、專注準備SAT測驗的高中生，希望藉此能讓他們留在台灣。」
依《大學法》規定，大學招生方式應報教育部核定。然而，台大對國際學院的招生想法送到教育部，卻被打了回票。因為教育部認定本國生招生必須透過學測或指考，不能採用SAT成績作為入學標準，因此建議台大應「從已經錄取的本地學生再作篩選」。當然，這與台大的原始初衷全然不同，也讓部分老師對教育部的回應啼笑皆非。
對此，張懋中表示，「我贊成以SAT成績和審查資料申請入學。在大考中心，我也呼籲直接廢除指考等。」因為對學生而言，不可能一邊準備學測、指考，又一邊備戰SAT，時間與內容都是衝突。「開放多元入學方式，也能讓台灣的大學在國際舞台一搏高下，」他強調，對應國際大學，除了歐美學校外，包括香港等一流大學，都已經開放SAT申請。
台大徐州路校區的案例，只是「政府管太多」的冰山一角，在本次「高等教育改革」調查中，有超過八成五的校長認為，目前的《大學法》不符合時代需求，對大學約束太多。至於需要改變的地方，八成以上校長認為是校務治理，同意組織架構和薪資結構相關規範必須調整者，也各有六成比率。
以組織架構來說，《大學法》的人事相關規定，就被許多校長認為是綑綁大學競爭力的一道緊箍咒。依現行法規，國立大學行政主管可遴聘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而職員任用則適用公務人員等相關法規。
對此，一路從教務長、副校長到現任台師大校長的吳正己表示，大學品質不只和教學、研究有關，行政效能也很重要，「若總務和人事都是公務人員，做事僅是遵循法令，無法在行政效率上產生效益。」
吳正己進一步強調，目前僅校長是專任，副校長和學務長、國際長等都是教授兼職；但以台師大來講，光一位總務長所管理的年預算支出達二．三億元，是一種專業。「大學是需要『管理』的，管理大學是有know-how的。」
不只是對《大學法》不滿，高達九成二的受訪校長認為，教育部對大學的監理也應鬆綁，除了招生之外，包括學費調整、系所增刪等，都該給予大學更多自主彈性。以目前法規來看，學費調整必須「不超過教育部規定」，系所調整則牽涉「大學組織規程須報教育部核定」等法條；也就是，教育部的思惟態度，決定各大學在這兩者的揮灑空間。
整體來看，無論人、事、錢，大學的運作幾乎完全受到教育部規範；台灣只有一所「教育部大學」，這個說法是學界的自我揶揄，但也是某種程度的事實。在美國及台灣的大學都任教過的張懋中就說，在教育部統一的辦學模式底下，各校要發展自我特色，無異於緣木求魚。
也因此，張懋中提出國立大學「法人化」主張。「雖然成大曾經提出過，失敗了，但現在時機點剛好，」他解釋，「大學法人化，就是學校和政府是契約關係，雙方根據契約來協議招生名額和年度預算。」至於學校的運作準則、發展方向、特色規畫等，就讓校方盡情施展。
以美國加州為例，約有三千九百萬人口，加州大學系統名義上是公立大學，但更貼近「公辦民營」，由加州政府信託給一批校董來經營學校，政府提供經費、校方依信託條件經營，雙方各司其職。
專業結合創新科技
致理科大理財中心內，整面牆顯示國內外最新金融行情，取代傳統黑板（上）；並結合科技，從人臉辨識到電子桌點餐軟體，皆有跨系合作的實際體現（左）。
攝影•蕭芃凱
攝影•蕭芃凱
現況三：對私大採公大方式管教 無法完全放手校方求解：回歸市場機制 私大學費自主調整
「不只國立大學，私立大學的學費也要自主化，」中山大學校長鄭英耀與政治大學校長周行一南北呼應。在全球，美國私立大學徹底落實學費自主調整，與台灣相似面臨少子化的日本也循此路而行。
畢竟相對於國立大學多來自政府補助款，私立大學經費來源中的七成，幾乎由學雜費而來。當資源被稀釋、學生變少，學校自然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境。但相對的，開放私大可自行調整學費，那麼在自由經濟規則下，「該退就退，一次性解決，大學自己會找出生路，」有十餘年業界經驗的台師大機電工程系副教授吳順德觀察。
在法令尚未鬆綁之前，由興國管理學院轉型、改名的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是引進企業資源、加入彈性策略的成功例子。
中信金控子公司台灣彩券耗資三億元入駐，經過三年體質調整，位於台南、占地二十六公頃的中信金融管理學院，現有三個系，招生率百分百。關於「為學校找活路」，校長施光訓以AI（人工智慧）比喻：「AI就是在錯誤中找活路，從變數中累積學習進步。所謂的『無招勝有招』，形式主義是教不出好學生的。」
他從教師和學生雙管齊下。先清楚學校定位：培養國際金融家。「我贊成學校和老師都要分流。以前者而言，頂尖大學跟世界搶人，教學型大學可以培養台籍教授，不僅給年輕人機會，也是接班。以後者來說，解方則是活化教育內容，且將教學評鑑視為老師KPI（績效評估）一環。」
在學生方面，排名全班前半者，給予全額獎學金，如此一來，師生都有壓力，「因為若有學生說老師出的題目沒鑑別力，老師就必須設法改善︙︙。教學間有緊張感，也是一種進步。」
現況四：產學交流皆得利 法令卻防弊大於興利校方求解：讓教授能留職停薪、擔任負責人
至於如何招攬並留下優秀師資？本次調查中，有九成的校長贊成教授可以留職停薪，自行創業且擔任企業負責人。
數字背後的意涵在於放寬限制，如果大學教授也能自行創業、擔任負責人，日後有所成長，除了刺激產業創新外，也會是大學財源之一，同時能留下優秀師資，一舉多得，「這才是長遠之道，」張懋中說。
目前提供產學合作機會的單位很多，包括教育部、科技部等，但只鼓勵技術轉移，若有新創事業，教授僅能擔任股東，無法出任負責人，無法全心全意將研究能量轉移到新創事業上。例如美國和德國鼓勵新創事業發展，採取方式是鼓勵研究能量強的教授和團隊到外面創業，法令並不會限制這麼細。
其實，當大學更開放、更自主後，不管公立還是私立大學，都要有找資源的能力。如中山大學，來自政府補助近四成，六成則是從學雜費、產學合作與技轉，「自行賺來的，」校長鄭英耀語氣中彰顯著學校的營運能量。
以現任科技部部長陳良基為例，當年他在台大帶領的實驗室幾乎是聯發科人才的搖籃，不僅為台大創造產學合作的效益，也擔負人才培育的使命。
在本土師資培育上，則要先將博士班去蕪存菁。現在大學為求生存，把減少的大學生源數移到博士班，一窩蜂開課，換來的是二十年間，博士班增加一．四五倍，卻無人去讀的弔詭現象。「現在很多來念的，不是因為要當老師，多半是在職生，」台師大機電工程系副教授吳順德提出警訊，「這顯示，未來教師優化降低，對於教學品質自然造成影響。」另一方面，隱藏在冰山底下更大的問題是：頂尖者都不念博士了，這也將影響大學發揮研究能量的功能。
採訪過程中，發現歷經各界喊出「一○五大線」的這三年，許多問題依然未解，不免有「狗吠火車」的感嘆，但不少大學校長仍急切地說：「還是要把問題點出來。」畢竟台灣的高教危機不只有外患、更有深沉的內憂！…閱讀完整內容
改變教學思惟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將校園空間翻轉，建立高爾夫球道、棒球場，還有一條超過1公里長的獨木舟河道，練就學生體育愛好（上）；且利用空間開辦實驗高中，圖左為外師上課情形。
攝影•蕭芃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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