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紹煒,風傳媒副總主筆;有輕微精神分裂:大學一半念經濟、一半念登山;現在,一眼觀經濟、看數據,一眼賞鳥、拍鳥。
六月初,同時出現兩個有趣的數據:中國的大學畢業生起薪減少一六%,連續二年減少了;而台灣勞動部新公布的大學畢業生起薪則突破二十八K,號稱是「史上最高」。這讓人想到是否台灣要突破低薪困境的時候來到了?
答案應該是:更有希望,但未必達到——更可能的結果是達不到!
名目薪資漲百元,實質還是倒退
彭博新聞社(Bloomberg News)引述中國人力資源網站智聯招聘的統計指出,今年中國大學應屆畢業生月薪連續第二年下滑,減少一六%至四○一四元人民幣(約一八○四六元新台幣)。起薪大降,當然讓畢業生的期望薪資與實際薪資差距不斷擴大,調查顯示有三五.五%畢業生,因薪資不符預期而回絕工作。
而根據台灣勞動部新公布數據,二○一六年七月,職場新鮮人起薪平均為二六七二三元,較前一年上升一.八八%,平均值為近十年新高;而大學畢業生平均起薪則可達二八一一六元,這個數字終於超越十七年前的二八○一六元,也是「史上新高」——只是,十七年後名目起薪增一百元,實在談不上光釆高興。
不過,要注意的是,勞動部的數據是名目薪資數字,如果是考慮通膨因素後計算實質薪資,還是倒退。
但不論如何,兩岸同樣拿名目薪資比較的起薪,顯然是愈來愈接近。
台灣陷入十七年低薪困境的原因,各種說法非常多,而且可能看法完全相反。例如:有人認為是因為兩岸經貿往來開放不夠快又不夠大,讓台灣未能分享中國經濟紅利,而導致經濟與投資弱化;也有人認為,就是因為兩岸經貿往來,才讓台灣的投資出走、薪資被拖累。
超額儲蓄上升與薪資停滯同步
不過,撇開政策探討不談,單以直接原因看,最大也最重要的大概是兩大因素:內部因素是投資太少,外部因素是「要素所得均衡化」。
台灣在二○○○年之前,超額儲蓄率(儲蓄率減去投資率)大體上只有二%∼五%,但之後就不斷上升,甚至到兩位數;○九年之後每年超額儲蓄超過一兆元,近年上升到二兆元甚至向三兆元邁進,超額儲蓄率創近二十九年來新高。台灣的薪資水準大致是從一九九一年後成長率走緩,但猶能保持三%∼五%的成長。但二○○一年開始就陷入停滯。兩者從高點到走緩再到停滯,時間上算是吻合。
外部因素的「要素所得均衡化」,主要是指有往來的經濟體之間,生產要素價格會透過要素或商品的移動,造成價格趨近。人力也是生產要素,其價格就是薪資。中國改革開放加入資本主義體系,加上兩岸經貿往來、全球化等因素,兩岸其實也受這個「要素所得均衡化」力量的牽引——因為中國的低薪資在後面拉著,除非台灣產業與人力直接跳上另一個層級,否則薪資就難增長。而受影響者不僅台灣而已,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先進國家亦然。
對中國而言,這股「要素所得均衡化」力量產生的效果,則與台灣完全相反。中國薪資拚命往上拉,過去連各省市基本工資,都能以每年約兩成的高速調升,沿海、一線城市的高管或某些專業工作,其薪資甚至早已比台灣還高。
中國薪資水準也被越南拖住
不過,現在是中國反過來被這兩股力量拉住——經過幾十年的衝刺拉高後,中國薪資水準與台灣趨近,除非生產力與附加價值能持續成長,否則再上揚的力量是減弱了;但與越南等「後進國家」比,中國人力成本又顯得過高,這次輪到越南、柬埔寨等薪資更低的國家,以「要素所得均衡化」力量拉住中國薪資。
此外,過去中國的高速經濟成長與薪資快速提升,最重要的力量來自投資,其投資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重可接近五成,算是全球性的歷史紀錄。近幾年經濟放緩後,縱然整體投資水準因為財政政策支撐而尚未明顯下滑,但可能影響民間投資——看看曾是台商雲集的東莞,台商逐一撤退即可知其影響。而近兩年中國服務業占GDP比重已過半,但就如台灣一樣,專業性低的服務業工作機會薪資多偏低。
中國大學畢業生起薪是衰退後即再恢復增長,還是會如台灣一樣陷入長期停滯,業複雜、層級高低端異化愈拉愈大,未來更可能的是,其薪資水準的「M型化」明顯又變鉅——例如中國科技業的華為,年薪超過百萬元人民幣者逾萬人,甚至超過五百萬元人民幣者也有千人,但一般服務業員工年薪連十萬元人民幣都不到。
對陷於低薪困境的台灣而言,現在確實是有「曙光乍現」的感覺,因為過去拖住薪資上揚的外部因素已減弱,兩岸人力要素所得的均衡化已很接近;甚至對企業主而言,兩岸大學畢業生的薪資早已「出現交叉」,台灣要脫離低薪較過去更有希望、更有條件。
需要更多的投資帶動薪資上揚
不過,有希望、有條件不代表一定能達到,台灣必須有更多的投資,才會增加人力需求,也才能帶動整體薪資明顯上揚。如果島內投資還是不足,那些高端人力也只能赴海外尋找薪資較高的工作——過去十年,台灣海外就業人數增加一倍,原因就在此。
台灣現在投資氛圍並不佳,雖然外在環境已對突破低薪困境有利,但最後恐怕敗在國內投資不足上。如此一來,低薪問題就仍難解。(本文與《風傳媒》同步刊出)··· 開啟APP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