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護遭辱罵、毆打 白色巨塔只能靠修法求自保？

根據衛福部統計，近五年妨礙醫療業務執行的通報案例，累積達一五四八件，平均每年三○九件，幾乎每天都有一件醫療暴力案發生，除了修法加嚴罰則，事前預防能怎麼做？

撰文‧陳彥宇

五月八日，台北市三軍總醫院的病房長廊，被陣陣咆嘯聲劃破寧靜。「我被打了，你已經違反《醫療法》，我要提告！」穿著白袍的醫師彎腰撿起被打落的眼鏡，憤怒地警告對方。另一端，身材壯碩的動手男子邊激動回嗆，邊甩開周遭多位護理師的攔阻，再度衝向醫師揮拳。 立委主張重罰加害者 但遏止效果有限

這起駭人的醫療暴力案，起因於一名病患家屬要求院方為母親開立巴氏量表，因不符標準遭拒，就憤而出手毆打醫師。短短一分多鐘內， 醫師至少三度中拳，造成頭部與顏面多處受傷，影片曝光後，引起社會關注。

為遏止層出不窮的醫療暴力事件，立法院國民黨團在事發後三天，火速提出《醫療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研擬將妨礙醫療業務執行者的罰鍰，由現行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提高到五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刑罰部分，由現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到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立委盼藉由提高罰則，增加嚇阻效果，出發點立意良善。不過，這種「亂世用重典」的修法思惟，實際上對於減少醫療暴力事件發生，成效可能相當有限。

攤開過去修法紀錄，立法院曾經兩度修正《醫療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一○六條條文，逐次加重涉醫療暴力刑度。二○一四年修法時，明定醫療暴力行為須負刑事責任；一七年則再調高刑度，取消原有的「拘役」處罰，讓涉犯醫療暴力者，至少處以兩個月以上有期徒刑，罰則高於《刑法》規範。

然而效果如何，數字會說話。據衛福部統計，一五年醫療暴力通報件數為二一四件，一六年為二九○件，一七年為四一一件，平均每年發生三○五件。

對照一七年《醫療法》修法後，一八年到二二年間，醫療暴力通報件數仍介於兩百到四百件之間，每年平均三○九件，顯然並未因刑責加重產生遏阻作用，讓案量顯著減少。

不只如此，儘管妨害醫療人員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最高可處三年有期徒刑，不過據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會員代表、衛福部雙和醫院家庭醫學科主治醫師陳信儒，逐筆統計司法院判決資料，在一六年一月至二○年八月間的醫療暴力案判決，刑期中位數為兩個月，平均判二．五八個月。

換言之，一般醫療暴力案件，法院量刑幾乎從「樓地板」，也就是最低刑度起跳。國民黨立委想修法再提高醫療暴力刑度的「天花板」，不論從嚇阻醫療暴力，或事後重罰的角度來看，結果可能都不如預期。 現行法規規範不足 無法涵蓋非醫療機構

比起提高刑度，護理人員出身的民進黨立委陳靜敏認為，現行法規對醫療暴力發生的場域，規範明顯不足，是更迫切待解的問題。

目前《醫療法》僅限發生在醫療機構，對執行醫療業務的相關人員施暴，才會劃分在醫療暴力範疇，實務上若是提供醫療照護行為的護理之家與長照機構等場域，發生強暴、脅迫、恐嚇、公然侮辱等事件，因不符法規對醫療機構的定義，很可能不被認定為醫療暴力，不能以《醫療法》處理。

據陳靜敏掌握，近兩年就曾發生過，某護理之家向地方衛生局通報醫療暴力事件，卻被打回票，不予受理通報，讓受到暴力威脅的當事人十分心寒。為此，她將針對這部分推動修法，期盼讓醫療職場的工作安全更有保障。

事發後的究責機制固然重要，不過第一線醫事人員普遍認為，遏止醫療暴力的重點在於事前預防，而非事後處罰。

「亂世不一定只能用重典，防範醫療暴力的概念，其實跟醫學很像，都是『預防勝於治療』。」陳信儒直言，既然「嚴刑峻法」效果有限，或許不該執著於修法提高刑度，應聚焦如何防患未然，畢竟《醫療法》也明文規定，醫療機構應確保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的安全。

親眼見過許多急診暴力案件的台灣大學醫學院急診醫學科臨床教授李建璋分析， 醫療暴力不是一觸即發，多數是衝突逐漸升高的過程，由於醫師與病患或病患家屬，對醫療處置的認知不同，導致最初先是出現言語衝突，第二階段則是怒目相向、作勢攻擊，一旦繼續摩擦、衝突升高，就會釀成第三階段的暴力衝突。

「如果在前兩階段能適度溝通，就能有效降低暴力衝突的發生。」李建璋七、八年前擔任台大醫院雲林分院急診主任時，在時任院長王崇禮支持下，建立了全院「白色小組」機制。這個小組由行政總值、值班護理長和保全組成，負責緩解緊張的醫病關係，避免演變成暴力事件。 通報白色小組介入協調 預警機制能降溫衝突

對比多數醫院等到暴力衝突發生時，緊急呼叫保全阻止，白色小組較偏向預警機制。只要醫師、護理人員察覺病患或病患家屬有異，在言語及肢體上愈來愈有「火藥味」，即能立刻透過電腦系統或撥打專線通報，醫院會馬上廣播專用術語「白色一號」，接著兩至三分鐘內，白色小組就會趕赴現場介入協調，安撫情緒激動的病患或家屬，將他們帶到其他空間「降火」。

李建璋回憶，導入第三人協調機制之後，運作效果良好，當時台大醫院雲林分院每年平均有十餘件醫療暴力事件，實施後，隔年降為零件。

除了透過白色小組「調停」，院內軟硬體設計，也隱含小巧思。王崇禮說，院內各診間都設置兩道門，若發生緊急狀況，醫療人員不會只有單一出入口能迴避；白色小組也設有「白色專員」，會專案追蹤、回覆病患和家屬疑問。

針對較易發生衝突的急診部、精神病房等「熱區」，院方也特別安排醫療人員接觸心理學及溝通課程。這一連串措施，讓台大醫院雲林分院的醫療暴力案，每年都控制在個位數。

「白色小組機制並沒有花費額外經費，或是額外增加人員來執行。」王崇禮認為，要防範醫療暴力，整合院內團隊資源，建立出一套系統性的制度，會比單一部門各自因應來得更有效率。 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執行長林雅惠則分享， 美國面對醫療暴力事件， 同樣認為透過《刑法》遏阻效果有限，最好方式是搭配院方的行政管理，針對潛在風險事先預防，「這部分台大醫院雲林分院做得很好、很全面，但可惜的是，國內大部分醫療機構仍然缺乏建置暴力預防的決心。」

她進一步補充，去年七月底，勞動部曾頒布《醫療機構職場不法侵害預防指引》，作為行政指導，提供醫療機構業者與雇主，預防醫療職場遭受不法侵害的基本原則與建議作法，像是建置相關工作小組與委員會、建立危害辨識與風險評估機制等，她呼籲各醫院應該視各自規模與人力配置，著手規畫與執行。

三總毆醫案再度喚起各界對醫療暴力的關注，如何讓救人的醫事人員，能擁有安全的執業環境，除了修法加嚴罰則來遏止暴力，台大醫院雲林分院所採行的預防作法，也值得借鏡參考。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