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我剛開始攻讀研究所，而有位朋友死於車禍。他是越戰老兵，離開戰場回到家鄉後，生活就陷入困境。某個深夜，他妻子蘇珊在睡覺時，他的車子意外撞上了幾公里外的一棵大樹。

後來的幾個星期裡，我們一群人花了很多時間陪伴蘇珊，帶她出門散心，甚至把她灌醉。我們每個人都會抽空陪伴著她、抱抱她，不讓她獨自一人。

蘇珊在大學裡的圖書館工作。她的辦公桌位在七樓的窗戶邊，丈夫過世前，她每天工作結束時，都會看到丈夫走到圖書館接她下班。每天從窗戶看到丈夫的身影，蘇珊就知道要收拾東西下班了。

丈夫去世幾個月後，某天晚上蘇珊告訴我，她每天仍會在工作快結束時低頭望向街道，期待看到他走向圖書館。這不僅是個習慣。她不願意接受事實：好不容易熬過戰爭、平安返家，卻不知何故就消失不見了。

「我常感覺到他正要走進家門。」蘇珊說道。

有些時候，生活中需要一點妄想，特別是面對親友的死亡。美國作家瓊．蒂蒂安（Joan Didion）在自己的回憶錄《奇想之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中，寫下了丈夫突然去世後的哀悼歷程：


蒂蒂安堅持，丈夫去世後的第一個晚上她要獨自度過：「這樣他可能就會回來了。」2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蒂蒂安的生活重心只有一件事：等丈夫回來。所以他的鞋子都還在鞋櫃裡，他回來時用得到。

對我來說，在人類所有的特徵裡，最可愛的就是會做出自相矛盾的行為。毫無疑問地，人類是這個星球上最有智慧的物種，然而，正常的人平均每一個小時，就會做出一件明知道不該去做的事情。有些人會執著於錯誤的想法，並提出貌似合理的理由。通常，我們都能意識到自己的不一致之處：「我知道不應該這樣做，但我克制不了自己，我就是想做。」說起來令人羨慕，動物就沒有這種矛盾心情。貓狗有時會做瘋狂的事情，但牠們的信念非常單純，不會去懷疑自己的行為是錯的。

這本書會談到人類行為上的許多矛盾。我們所堅持的信念和所採取的行動通常搭不起來，但這些矛盾很有價值，因為它們能幫助人們度過艱困的日子，掌握當下的生活情況，並實現個人目標。

我跟蒂蒂安一樣，基本上是理性主義者。我是行為科學家，專門研究迷信心理學和占星術。《懷疑探索者》（Skeptical Inquirer）雜誌有我的專欄「行為與信仰」，而那本雜誌的基本精神是「科學和理性」。我的志業就是宣揚邏輯和證據的重要性，並強調它們是最重要的行動指標。這兩者是各種偉大成就的基礎，靠著它們，人類才能度過難關、生生不息。

但經過這麼多年來的探究，我對真理和謬誤的區分慢慢有所轉變。每個人都有偏見，也有迷信和不理性的一面，但它們都是瑕不掩瑜的特徵。在生活中，若想表現自己最好的一面，就應該擺脫妄想，以理性主導自己的行為。然而，在生命中有些時刻，我們不能（也不應該）拋棄自己的妄想。

有用的妄想並不少，有些是與生俱來的，就像牙齒和骨骼，它們與感官上的幻覺很相似。圖1.1是著名的繆勒萊耶錯覺（Müller-Lyer illusion）。每一個修過通識心理學的人都能告訴你，這兩條線的長度是一樣的。我在電腦上畫出左邊的線，然後複製貼在右邊，所以它們的長度完全相同。不相信的話，你可以拿尺量量看。

儘管證據充足，但對大多數人來說，左邊的垂直線看起來就是比右邊的還要長。有一種解釋是，人們在生活中常常接觸到立方體，而左邊的圖形看起來像是稍遠的立方體內角（如牆角），而右邊的圖形看起來像是立方體的外角。最後，大腦會依據自己與遠處物體之間的距離去判斷它表面上看來的大小。因此，我們不會把一輛遠方迎面而來的汽車誤認為是玩具車。繆勒萊耶錯覺是源自於人類的深度知覺（depth perception），左邊的線看起來更長，因為它似乎距離我們比較遙遠。

但就算你實際去測量、知道這兩條線的長度一樣，也了解深度知覺的原理，也無法消除掉這項錯覺。它們看起來就是不一樣長。本書所談到的其他妄想也一樣難解；就算知道是自己誤信了，也無法擺脫，彷彿它們是人體的基本構造。

有些妄想比較鬆散，所以人們可以自己決定是否要屈從於它們。但妄想不同於感官的幻覺，前者會大大影響人們的生活方式。雖然妄想聽起來不是好事，但有些確實會對生活有所幫助。

問題就出在人類太聰明了！哲學家和心理學家都指出，理性是人類的基本特徵，而其他物種沒有。只有人類才有完整的意識去欣賞和評論生活。存在主義哲學家（這些人老是悶悶不樂）認為，理性和對理解的渴望是人類獨有的重擔，而不可避免地，我們才因此認識到生命的荒謬和無意義。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法國作家卡繆說道：


理性和大腦造就出了偉大的城市、藝術和科技。雖然我們沒有陷入卡繆對存在的絕望感，但也都了解，人類的智力並非毫無缺陷。此外，也只有人類會意識到，自己和所愛的人有天終將死去，而一棵樹或一隻貓是無法體會到人類面對生老病死的心境。

此外，人類不只有單一心智。從當前主流的認知理論看來，大腦同時有兩個獨立的主機板在運作；一個想得快，另一個想得慢。前者是系統一，也就是大腦快速而直觀的反應，它讓我們即時處理外在事務，而無需借助更強大的裝置。透過個人經歷和經驗法則，大能就能處理每天要接收的數十億位元的資訊量。相比之下，系統二是速度較慢的超級電腦，它能進行數學運算、弄清楚系統一做不到的事情。系統一習慣當機立斷、繼續前進；系統二則需要一點時間來權衡所有的利弊得失。你準備開車去旅行時，有條不紊的系統二會弄清楚，如何將家人的行李都裝進後車廂；而系統一會依據直覺來決定午餐要吃什麼。

兩個主機板同時處理資訊，當然優點很多，但也有缺點。過去四十年來的行為經濟學研究顯示，系統一與系統二常常會相互矛盾。心理學家康納曼（Daniel Kahneman）與已故的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合作，獲得了二○○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作家麥克．劉易斯（Michael Lewis）將他們的研究成果稱之為「橡皮擦計畫」。4在一系列簡單但巧妙的實驗中，康納曼和特沃斯基發現，快速行動的系統一大多能做出正確決定，但有時卻會犯下嚴重的錯誤，而這時就該馬上止血。

最經典狀況就是比例偏見，心理學家艾普斯坦（Seymour Epstein）以下例來說明。5實驗現場有一大一小兩個碗，只要能從中抽到紅色的果凍豆，就能贏得一百塊。小碗裡總共有十顆果凍豆，一個紅色，九個白色；而大碗裡總共有一百個豆子，十個紅豆和另外九十個白豆。擅長深思熟慮、進行數學思考的系統二會告訴我們，雖然只有一次抽獎機會，但這兩個碗抽中紅色的機率都一樣，所以不管挑哪個都沒差，擲硬幣決定就好。

但是，直觀的系統一令受試者遲疑，所以忍不住要看著大碗的十個果凍豆。其實他們並不覺得選哪個碗都沒差，反而認為大碗裡的紅豆看起來比較多。果然，艾普斯坦的學生有八成都選了大碗。

是的，系統一確實偏袒大碗，但這並沒有壞處，反正兩邊的獲勝機率是一樣的。當然這不是實驗的結果。研究人員接著從大碗中換掉一顆紅豆，以繼續測試系統一的比例偏見。

小碗還是一樣，十顆果凍豆中有一顆是紅色的；但在大碗的一百顆豆子中，紅色的只有九顆，白色的則有九十一顆。在系統二的推論下，選擇小碗的獲勝機率維持在一成，但選擇大碗的獲勝機率卻下降為百分之九。在抽獎前，實驗人員還提醒同學，大小碗的獲勝機率已經變不同了。但結果仍有百分之六十一的同學選擇了大碗，儘管抽中的可能性較低。接下來，實驗人員再次降低大碗中的紅色豆數量，降到剩五個，也就是獲勝機率為百分之五，僅僅是小碗的一半。然而，還是有百分二十三的參與者選擇了大碗。6

現在你看到了衝突所在：直觀的系統一決定選擇大碗，而愛計算的系統二被冷落了。大碗的獲勝機率不到一成，應該選擇小碗才對！類似的情況很多，我們也有意識到這個矛盾，但做決定時還是會違背自己的最佳利益。直覺的力量實在太強大了，再怎麼聰明的人也不時會違背自己的判斷，做出有損自己利益的決定。

比例偏見是一種心理機制上的錯覺，類似於感知錯覺（如前述的繆勒萊耶錯覺）。但差別在於，繆勒萊耶錯覺無法改善，你明知道事實為何，但在視覺上還是會覺得左邊的更長。相較之下，比例偏見可透過自主性的選擇來修正，所以選擇大碗的人只是屈服於直覺。但只要有更多人運用講究理性的系統二，就能說服依賴系統一的人。總之，相較於感知上的錯覺，比例偏見等心理偏見比較好化解。

過去幾十年來，許多行為經濟學家跟心理學家都在研究這類問題。人類的思維中有各種偏見，當中有許多是導因於系統一和系統二的衝突。比例偏見的情況比較好解決，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知道正確的答案。當然，直覺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只是偶爾會讓我們選了錯誤的碗。心理學家都想弄清楚人性中的矛盾處，並將我們帶向較為正確的道路。

然而，這本書不是為了否定任何偏見或謬誤。相反地，我即將描述的人類特性，雖然自相矛盾，但最好要保留下來。我沒有要大家全然放棄理性、邏輯和知識，轉而只相信直覺和信仰。這絕對是不明智的。我只是想提出平衡的觀點：既然人類有高度的智慧與清晰的思維，那也一定會有理性所不及之處。現代人也越來越能接受，非理性是一種特徵，而不是缺點。直覺、猜測和幻想是天生的心理機制，有時會讓系統二感到困惑，但仍非常有用。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