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爾斯王妃黛安娜的葬禮於一九九七年九月六日舉行。這一天，超過三百萬名民眾齊聚倫敦只為送她最後一程。而在全球各地，逼近三十億的觀眾也為了她守在電視機前。在她過世後的數週間，在白金漢宮大門前和其故居肯辛頓宮外，堆滿了哀悼民眾獻給她的花朵、詩篇、泰迪熊和其他感情豐沛的禮物，各種追思紀念品堆了足足數公尺高，成了二十世紀最具代表性的影像之一。上百萬民眾彼此模仿，爭相露出哀慟欲絕的表情（即使有時轉瞬即逝），全為了一個素未謀面而今長眠地下的人。為什麼那麼多人為了王妃之死悲痛欲絕，毫不猶豫的加入其他人，集體表達內心的哀傷？彼此依偎的民眾，就像一群心痛的羊群，在國際媒體的渲染下，從全球各地集結起來。這場無遠弗屆的集體歇斯底里看起來毫無理智且不受控制。但真是如此嗎？ 人們的群聚行為（herding）並不只是場戲劇化的演出，其實，人類互相模仿的傾向是改善生活和促進演化機會的合理策略。同時，群聚也是人與動物共通的本能。行為生態學家在許多動物身上都觀察到這種精明的模仿行為，不管是人類的近親或遠親。專家也在研究袋鼬時發現群聚行為的實例。袋鼬是一種澳洲小型有袋動物，但牠們卻受到外來生物海蟾蜍的威脅。原來在一九三○年代，甘蔗甲蟲大肆破壞甘蔗田，於是人們從美洲引入海蟾蜍來防治甘蔗甲蟲，卻不知這麼做是飲鴆止渴。袋鼬看到一隻隻美味誘人的蟾蜍，沒想到牠們居然有毒，一口吞下蟾蜍的袋鼬紛紛一命嗚呼，數量快速減少。行為生態學家利用袋鼬的模仿本能，發展出一套聰明的解決方案。他們先訓練一小群袋鼬，透過厭惡療法（aversion therapy）讓袋鼬對蟾蜍產生警覺：餵食袋鼬一種蟾蜍香腸，裡面摻了無害但會引起噁心感的化學物質，讓袋鼬對蟾蜍失去興趣。受過蟾蜍特訓的袋鼬被野放後，就把求生新知傳授給下一代，其他的袋鼬則經由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過程來模仿。當每一隻新生袋鼬學會避開毒蟾蜍，個體存活率和全體生存率都增加了。生態學家活用袋鼬與生俱來的模仿直覺，把人類干預降到最低，同時有效拯救了袋鼬。

追悼黛安娜的廣大民眾和對蟾蜍產生警覺的袋鼬，這兩個例子都指出，社會動物具備模仿與從眾的強烈本能。正是這種本能幫助許多物種（包括人類）生存下來並繁榮興旺。但這只是一半的真相而已。人類並不全是墨守陳規的人，世上有很多反抗者和逆向操作者，其中有些人不只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甚至改變了歷史。蘇格拉底就是著名的例子：西元前三九九年，被判死刑的他必須服下毒芹汁，只因他拒絕膜拜雅典人崇拜的神祇，支持斯巴達人，並自命為雅典的批評者，甚至自詡為牛虻。臨死的蘇格拉底雖然遭雅典人唾棄，但他的貢獻徹底改變了人類思想史。同理，如果少了那些無懼風險、特立獨行的人物，現在的世界絕不會是我們熟悉的樣子。從哥白尼、伽利略、達爾文，到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約翰．貝爾德（John Baird）和約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都是如此。在科學史上，這些偉人和其他許多專家以嚴謹考量和深思熟慮，大膽提出迥異他人的看法，引導人類走上全新的道路，完全出乎當時人們的想像，且引爆了激烈爭議。勇於承擔風險的他們，深遠的改變了人類生命的長度與品質。

定義群聚行為與反群聚行為

到底什麼是群聚行為？而它的反面又是什麼？以群聚行為主題的文獻資料繁多，但與其對立的逆向操作者卻沒有得到太多關注。群聚行為受到各界的廣泛研究與分析，但難以定下通用的定義。不過，觀察我們自己和身邊的模仿者，群聚的概念可用三種常見脈絡來解釋。第一種，也是最明顯的一種，就是群聚行為中包含了模仿。第二，群聚是種集體現象：一個人模仿另一個人並不是群聚；許多人模仿同一個人（很多人模仿很多人）才是群聚。第三，有時群聚現象是由潛意識動機所激發（後面我們會看到相關實例），但這並不是種隨機行為。有意識和潛意識的力量都會鼓勵人們系統化的遵從群體。結合這三種脈絡，我們可以把群聚定義為，一個群體中，人們有系統的選擇模仿他人。考量自身利益的個體能透過群聚得到好處。當個體加入身邊同伴，以群體甚或物種的利益為考量時，也可能帶來整體優勢。

了解群聚現象中的模仿者，能幫助我們了解他們的對立面，也就是反群聚的逆向操作者。反群聚的人可定義為，選擇不在團體中模仿他人的人。反群聚和群聚之間的差異可能比我們想像的小得多。反群聚其實也是種團體行為，而且不是隨機行為，它是模仿行為的鏡像反射，反群聚的逆向操作者不遵循團體作法，反其道而行。更甚者，反群聚和上面提到的群聚，其實有兩、三項共通特色，只是多了點變化。反群聚經常是種團體現象，它不在乎與團體無關或隨機的行為。逆向操作者並非隱士，他們也擔心他人的看法，卻刻意做出和群體相反的行徑；有時他們轉而成為團體的領導者，而不是追隨者。和群聚一樣，反群聚不是隨機的，而是有系統的行為。而且，如果他們是在有意識下刻意做出和團體相反的決定，那麼反群聚比群聚還更加系統化。不管如何，反群聚的逆向操作者和群聚的模仿者，兩者相輔相成，可能互相傷害，也可能互有助益。

群聚的另一個關鍵特徵是，它是種社會行為。人類歷經演化成為社會動物，而演化之道灌輸我們緊密相連、組成團體的直覺。在嬰幼兒及童年時期學得的社會技巧，更增強這種本能。我們相信別人、習於合作，就算對方是名數里之外的陌生人。我們經常懷抱利他主義與博愛之心，即使在別人眼中，我們的善行同時具備利己與慷慨的性質。畢竟，這是種雙向互動。別人對我們友善，我們就會回報。當我們回報時，無形中建立了信任感——不僅是家人、朋友或社群之間的信任感，也包括商業往來的信賴。人類大部分的日常活動，包括如工作、購物之類的經濟活動，都必須仰賴信賴與互惠，不然就無法成立。這些現象都和人類外在、外向的特質有關。心理學、神經科學、行為經濟學界有成千上萬的實驗，都證明人類具備慷慨、信任、互惠的強烈本能，這種本能不但跨越國家、文化差異，也普遍存在於動物物種之間，連我們的靈長類表親都具備。

這跟模仿者和逆向操作者有什麼關係呢？複製、群聚與模仿都是社會化的一個面向，而群聚傾向和社會化的其他面向相輔相成。比方說，在政治抗議集會上，一群想法近似的人會聚在一起，因為他們共享某種程度的互信基礎，可能因為他們認同某項主張或支持某位領導者，而彼此信任。雖然這群人興奮的聚在一起，但他們可絕不願意加入另一派意見相左的人，因為欠缺互信基礎。行銷與廣告業者深知，若消費者認為某些名人值得信任，就很容易跟隨他們，買下他們推薦的產品。本地或社區活動，從蛋糕義賣到慈善拍賣，都是我們展現慷慨、互惠本性和加入團體的渴望，而群聚一堂的實例。

為什麼群聚？

乍看之下，黛安娜的哀悼者、袋鼬和蘇格拉底的行為，似乎大不相同。但只要我們深入探討，就會發現三者之間的確有些共通性。它們指出我們為什麼又如何模仿他人，以及為何在某些時候，我們不模仿他人。很多跨足社會科學與行為科學的群聚研究者，聚焦於人類群聚傾向下潛藏的社會影響力。社會影響可約略分為兩大類：資訊性影響力（informational influence）和規範性影響力（normative influences）。

資訊性影響力包含所有透過周圍的人來搜集資料，藉此學習的方式。別人怎麼做、是否成功，都是對我們有利、可以善加運用的重要訊息。我們觀察別人如何選擇、做出決定，好幫助自己選擇並做決定。我們也能觀察別人的選擇帶來什麼樣的結果，藉此從他們的錯誤和成功中學習。二○一五年四月的加里薩大學屠殺案（Garissa University College attack）儘管駭人，同時也強而有力的證明，社會學習推動的模仿行為的確能夠救人一命。當時，青年黨（al-Shabaab）的聖戰主義武裝分子闖進肯亞的大學校園，強押學生為人質。除非學生能夠當場背誦古蘭經一段重要段落，以此證明自己為穆斯林，不然無法活命。那些沒辦法臨場誦出經文的人都遭到射殺。隊伍中，一名信仰基督教的學生看到前人的遭遇，立刻把這段經文記下來，好說服控制人質的人相信她是穆斯林。藉由搜集別人的選擇和其結果，社會學習幫助她逃過一劫。對其他基督徒來說，資訊引導她走向反群聚行為，而不是群聚行為；但排在她前面的基督徒讓她了解到，模仿他們的行為只會讓她走上死亡一途。

規範性影響力包括了定義周圍團體、社群的社會準則和慣例。與資訊性影響力引發的反應相比，人對規範性影響力的反應通常更無心、無意識。人們複製別人的行為，因為從身邊的人感到一種難以抗拒的力量，促使我們照做不誤——這些就是社會規範、同儕壓力和團體迷思。比方說，排隊是種著名甚至可譽為神聖的英國傳統。面對長長的排隊隊伍，大部分的人根本沒想過插隊，更不會大搖大擺的越過人龍直接走到前面。就算考量自身利益，再加上挨罰機率微乎其微，他們也不會這麼做。《倫敦標準晚報》（London Evening Standard）曾報導一個很有趣的例子：歌手紅髮艾德（Ed Sheeran）二○一七年的倫敦演唱會引起一陣網路搶票熱潮，而幸運買到其中一場票的兩百名死忠歌迷，早早就在演唱會現場外，冷靜且完全出於自願的排起隊來，完全不需要半個工作人員出聲指示，也沒有實體的圍欄和警察管制。

就像這些熱愛紅髮艾德的歌迷，我們不用深思熟慮也明白，若在隊伍中推擠或插隊，優先考量自己的渴望，忽略其他人，我們就違反了社會規範，會引起陌生人的不滿。排在隊伍中的人，有些人樂意排隊且耐性十足，有些人則努力控制心裡渴望插隊的侵略性直覺。不管他們怎麼想，排隊是降低眾人不滿的最佳合作方案。

規範性影響力的種類繁多，不但廣泛又難以量化（甚至無法量化），但它們和資訊性影響力同樣重要。規範性影響力已經內化，我們常常不加思索的自動反應，不會有意識的察覺它的存在，因此可能比資訊性影響力更加重要。也許和多數人的直覺相反，規範性影響力也能解釋逆向操作的行為：舉止不同於常人的人，乍看之下行為特異，但有時只是遵守他們認同的一小群邊緣團體的行為規範罷了。

結果

不管反叛還是遵守常規，都不是絕對的好事，也不是絕對的壞事。舉例來說，房價上漲時，若我們跟著他人買下房子，就能隨著價格上升，從房地產市場中獲利。當人滿為患的足球場倒塌，若我們跟隨他人，爭先恐後的往外衝，卻可能因而喪命。火災時，我們若帶領他人逃出失火的建築物，可能會倖存下來。如果逆向操作者引導他人加入戰爭、恐怖主義或幫派暴力，也許會賠上他人甚或自己的性命。就連世人都讚賞的美德，我們也難以下個明確的結論。剝削利用團體歸依感和貢獻度的拉据戰，常是刺激模仿者和逆向操作者的動力。複製和群聚的型態非常多元，比如：一群個體依自身利益而一起行動；一群為同樣目標而努力的人組成互助合作的團體；一群瘋狂群眾形成一個好像自有打算、具備與眾不同生命力的整體，其中每個人都可被取代或拋棄。而且每個人的行為常前後不一，我們都能在某些情況下當個模仿者，換個情況就改當逆向操作者。在我們的生活中，每個人在社會或文化面向，都具備不同的認同感，處在不同的脈絡，扮演不同的社會角色，這些都會影響我們選擇成為模仿者或逆向操作者。就像《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白天他是個遵守常規、勤奮且專業的醫生，晚上搖身一變，成了一個難以控制、渴望反抗又愛破壞的人。

我們該從何處開始認識這些複雜的交互作用呢？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觀察以自利為優先的每個個體，受到哪一種驅力而模仿彼此和加入團體。經濟學家已廣泛研究這個主題，特別是社會學習和其他刺激人們加入群體的合理動機，這一部分將在第一章中介紹。之後，我們會參考社會學和生物學，發掘其他的見解，彌補簡易的經濟模型沒有指出的疏漏，藉此解釋人類模仿和逆向操作的天性。

群聚和反群聚對我們的日常生活有哪些潛在意義呢？有些影響令人擔憂。人類經過演化發展而來的本能、個性，甚至智能天資，都能解釋我們對模仿和逆向操作的態度、選擇和行為。但這些演化而來的特質，在今日的世界並不一定能通行無阻。不管是數位或全球層面上，如今的人們都處在一個彼此緊密相連的時代，這是一個世紀前的先人都無法想像的世界，更何況現代人類可是經歷了長達數萬年的演化。一個團體，從哪兒開始，又在哪兒結束？何時該遵從隱藏在團體行為中的資訊，何時又該忽略它們？在人造的現代世界，遠古演化而成的動物行為仍運作不歇，甚至發展出包括群聚的一系列特異行為。在一呼百應的社群媒體、反覆無常的股市，或者誇大渲染、刺激點擊率的新聞報導，政治民粹主義還有資訊過載等等情況下，人們的模仿或反抗本能可能不再適用。

許多研究群聚和逆向操作行為的研究文獻與書籍中，作者和學者都全心關注於特定領域的問題。本書並非如此。本書橫跨許多領域，集結各界研究的成果。有些經濟理論研究身為重視自身利益的個體特別傾向群聚或反叛。而從心理學或社會學來看，潛意識的社會影響力非常強大，但模仿他人並不一定能帶來好處。神經科學、演化生物學、行為生態學幫助我們了解，人的模仿和逆向操作本能來自何處，又如何展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這些真知灼見能幫助我們回答一些迫在眉睫的問題。我們的模仿和逆向操作本能和傾向是什麼？模仿者和逆向操作者如何互動？我們的模仿和逆向操作本能，在現代世界還有用嗎？而最重要的問題可能是：我們能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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