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脫腦內危機


一位工作倦怠者的側寫

每隔不到一個月,新聞上就會出現工作倦怠的最新消息。每次的數據和分析都更嚴重、更令人憂懼。不過,我讀過印象最深的工作倦怠文章之一,是一篇專欄描述的親身經歷。作者勞倫.溫洛克(Laurent Winnock)是安盛比利時保險公司(AXA Belgium)的傳播與企業責任部主任。如今想起他的文章,我仍覺得心有戚戚焉,因此選在這裡與讀者分享。

勞倫的故事

正好一年前,我由於工作倦怠而退出職場。我還記得自己坐在車裡,因為心力交瘁而無法抑制地陣陣抽泣,哭到車窗外的診所已經燈光全熄。無論那段時期多痛苦,我仍然認為那是我最重要的契機。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在三十五歲的年紀,因為一場憂鬱風暴而人生重啟。

事情怎麼會演變到這一步?我會說其中包括了結構性的過勞,以及重要工作原則對情緒的傷害,兩者都是我自己默許的。除此之外,我長期漠視自己的身心狀態,總是在毫不照顧和操勞爆肝之間交替循環。

現在回想,我不禁納悶,我怎麼可能沒發現自己失眠、背痛、咳嗽一直沒好,沒發現自己捨棄了朋友和興趣,沒發現每天工作那麼久、對身邊同事極度暴躁很不正常。如今我意識到了,同時我也意識到,沒半個人勸過我。

剛發生工作倦怠那陣子,我過著地獄般的生活。所有累積的身體病痛一齊爆發,光是走半條街也會疲累不已。但最折磨我的是心理的空虛。過了最初幾週,我的腦袋總算重新開始運作,但心傷還是沒有恢復。在我眼裡,外界就像這一切的罪魁禍首──全都是別人的錯。我的情況中,或許真有一部分是別人的錯,直到我開始理解工作倦怠也有一部分是自己造成的,才終於進入心理的復原過程。

這整段期間,我的醫師和諮商心理師,給了我最出色的幫助與指導。我現在仍維持兩個月和諮商心理師見面一次,討論我的恢復情形,以及我看待事物的態度有了哪些變化。我想我會一直常保這個習慣,也很推薦大家都這樣做。此外,我身邊的人們給了我好多好多溫暖關懷,我也非常幸運,擁有願意包容支持我的一群同事和執行長。

然而,上述只是開端。真正困難的,是後來的每一天如何保持自律,用更妥善健康的方式安排我的工作、享受工作,更不忘享受工作以外的生活。改變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瓶頸,但慢慢地,效果開始顯現。我擺脫了行事曆上的多餘事務。我不再每場會議都參加,開始慎選真正需要我的會議。我會花時間休息、反思、尋找靈感。我也會為團隊安排留白時間,讓大家一起輕鬆閒聊或出去走走,並在繁忙時期規劃提振精神的活動。有時我會放下工作,專心和家人相處。只要不算太忙,我就會定時去散步。「真是奢侈啊。」我好像聽到你心裡這麼說。但我覺得應該稱之為「永續生活」。因為我依舊要為公司拿出成果、達成每日目標,還要設法減少成本。只是自從我改變工作方式,我的表現反而更好了。

為什麼要說這些?因為我經歷了切身之痛才發覺,我們每天都想表現得像頂尖運動員一樣,卻完全忽略了上場前的必要準備。一位頂尖運動員,一定會考慮上場發揮和身心休息之間的平衡。不符合他們訓練課表的事情,他們就不會做。如果課表無法幫助他們達到頂尖水準,他們也會找教練討論。在體育界,這是常態。

至於企業界呢?許多組織裡,人力資源的心理健康仍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但我們身為個人,經常也沒有意識到健康的工作倫理需要什麼。

我太常聽見同事和主管說自己事情太多了、行事曆爆炸、壓力如山大……但他們不能拒絕嗎?真正令我生氣的證據,是社會上也有其他人勇敢承認,說自己長期忍受著壓力引起的腹痛或背痛,但覺得除了忍耐之外別無選擇。這種事我們都太熟悉了。不幸的是,還有更多更多人不敢發聲,因為他們的職場不能接受壓力疾病的觀念,只會將為此所苦的人視為弱者。他們才是最需要幫助的人。

此刻,有一〇%的勞動人口,由於工作倦怠無法上班,還有五%瀕臨病倒。我算是幸運的,能得到雇主支持,也正以系統性的方法重獲健康。我希望透過分享我的經驗,鼓勵其他人採取行動。對於固執守舊的主管,我有一句忠告:生病的員工比健康的員工更花錢。我們需要休養一下了。

工作倦怠該怪誰

在我看來,勞倫這篇文章最有力的地方,是他並未責怪任何人。自從工作倦怠被承認為一種職業疾病,很多員工感到自己是代人受過,儘管事實並非總是如此。有時候,這種責怪會以明白的形式表現出來。法國電信(France Telecom)一年內發生三十名員工嘗試輕生的事件後,該公司前執行長被傳喚出庭。他被控推廣一種逼迫員工走上絕路的企業文化。日本雇主同樣需於員工自殺事件中,面對沉重的指控。若員工尋短前的月份有常態性超時工作,即被定義為「過勞死」,政府與公司主管均需支付賠償金給遺屬。中國也有「過勞死」一詞,人們認為員工健康出問題,公司必須負責。

無可否認,主管對工作倦怠的發生也有責任,而且他們能正面或負面地影響企業文化,但同時我認為,我們不能對一項事實視而不見:工作倦怠的流行是一個更大環境的產物。並非所有公司都能理解這個大環境的本質。此外,工作倦怠不只盛行於受雇者之間。不少研究顯示,自由創業者比領薪族更容易罹患工作倦怠。企業領導人是另一個高危險族群。哈佛商學院最近一項研究顯示,九六%的高階主管感到「有點心力交瘁」,而有三分之一會將這種感覺描述為「極度心力交瘁」。

在一個職場裡,主管可能是最寂寞的人。他們被期待隨時耳聰目明,不能有狀態不好的時候。協助他們爬上頂層的特質,例如強大的耐力,也容易掩蓋他們出了問題的事實,使得他人、甚至他們自己都沒察覺。出問題後,人們或許能靠「自動駕駛模式」撐上很久,但終究會有墜毀的一天,即使主管也不例外。每當這種情形發生,便會在公司裡引起骨牌效應。工作量落到其他同事肩上,於是換成其他同事負擔加重,容易發生工作倦怠。公司可能因此陷入危險的惡性循環。

燃燒殆盡的志工們

工作倦怠是很危險的疾病。包含研究工作倦怠的世界權威之一烏特勒支大學(University of Utrecht)學者威爾瑪.蕭費里(Wilmar Schaufeli)在內的專家都指出,工作倦怠者有更高機率出現慢性疲勞、酗酒、睡眠障礙和頸痛等身體健康問題。一項橫跨十年的研究中,芬蘭教授基爾西.雅赫拉(Kirsi Ahola)發現,研究開始時未滿四十五歲的所有受雇者中,患上工作倦怠者的死亡率,較其他人高出三五%。

每當我說出這些數據,人們總會流露驚訝及懷疑。經常有人問:「如果工作倦怠那麼嚴重,我們怎麼現在才知道有這種病?」準確來說並非如此。「工作倦怠」這個疾病聽起來很新,但卻困擾人們已久。一直到不久前,人們都只用「壓力」來稱呼它。壓力本身不一定會造成問題,少量的壓力亦可能有益。舉例來說,演講前我會感到壓力短暫飆高,這能確保我會比較清醒、專心,可以全神貫注於演講內容以及與聽眾的互動。史丹佛大學學者凱莉.麥高尼格(Kelly McGonigal)甚至認為,只要你能學會駕馭壓力、用它加強表現,壓力就是你的好朋友。然而,一旦重擔(壓力大小、處境嚴重程度)超出我們的負荷能力(我們能用來應付的資源),壓力就成了問題。慢性壓力會漸漸掏空我們,最終使我們產生能量耗竭、身心俱疲等工作倦怠的症狀。長年來不斷警告人們、指出社會普遍壓力過高的那些心理學者,想必不會對今天這場危機感到意外。

「工作倦怠」一詞也並非那麼新穎。此概念是約四十年前,心理學家赫伯特.佛羅伊登伯格(Herbert Freudenberger)所提出的。一九七〇年代,他為紐約一群志工擔任顧問。佛羅伊登伯格注意到,這些原先滿腔熱血的志工,經過幾個月後,開始出現嚴重的情緒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及喪失動機的狀況。和他通信的其中一位志工,描述自己感覺到「燃燒殆盡」(這也是工作倦怠的英文burnout的原意)──所有體力和精力都耗盡了,完全失去繼續努力的欲望,再也無法從工作中獲得滿足感。

約莫同時,美國另一頭的加州,人們也在社工身上發現了類似的症狀。心理學家克莉絲汀娜.馬斯拉赫(Christina Maslach)與蘇珊.傑克森(Susan Jackson),最初將「工作倦怠」描述為三種現象的綜合體:情緒耗竭、去個人化(depersonalization)以及成就感消失。這是如今普遍接受的一種描述。

多虧這些早期心理學家的奠基工作,世界各地的學者開始認識到工作倦怠的現象,並進行大量研究。自那以來,成千上萬人被診斷出患有這種病症,且近年來人數有增加的趨勢。大約十年前,工作倦怠一般被認為是典型發生於社工領域的一種疾病,如今已擴散到各行各業。導致的結果之一,是「工作倦怠」成了流行語,許多人會在日常交談中用它來表示有壓力。最近有個人跟我說:「我上週有點工作倦怠,因為要趕交期,壓力超大。」如此混用帶來一項隱憂:人們可能逐漸忘記工作倦怠的嚴重性。我曾聽某位員工嘆道:「現在大家私事一忙起來,就全都工作倦怠了。」當然,事實介於兩極之間。工作倦怠一詞確實有時被濫用了,但真正的工作倦怠仍是不容輕忽的大問題。

科技與角色壓力

雖說一九七〇年代,心理學界是在志工身上首次觀察到工作倦怠,然而今日,社工以外的領域也紛紛出現這種疾病。我們的勞動市場發生了什麼巨變?為何千萬人都出現了與勞累的七〇年代社工相同的症狀呢?今天人們的工作與志工的工作有什麼交集嗎?我認為,答案就在工作量,以及工作方式。

志工和社工的工作有個特點:事情永遠做不完。為社會奉獻的熱情太常以犧牲私生活、情緒無法休息為代價。雖然早已過了下班時間,卻仍一直想著工作的事。而自從進入二十一世紀,人們生活最重要的改變是什麼呢?就是科技革命。

先是家用電腦,然後筆記型電腦,接著是手機,現在又有智慧型手機。我們走到哪裡都能彼此通訊,也因此沒有一刻脫離工作環境。上個世紀,人們下班回家後,要處理工作非得等到隔天早上不可。現在,我們隨時隨地都能工作了,也有太多人真的隨時隨地都在工作。在我看來,工作倦怠的盛行,很明顯受到現代科技推波助瀾。

另一個今日員工與昔日社工的共同點,是心理學上所謂的「角色壓力」(role stress)。在二十世紀,多數職位的負責範圍較小且界線明確,每個人都有自己擅長的任務並單獨為這些任務負全責。現在時代不同了。每個職場都講求彈性、多工(multitasking,同時做多件事、一心多用),期待員工樣樣都會。許多人難以說明自己的職務;不僅對他人,對自己也說不清楚。「你的工作是什麼?」這在過去是社工很難回答的問題,現在幾乎任誰都很難回答了。

職責不清楚,是工作倦怠最顯著的預測因子之一。角色壓力會使人感到對工作失去主導權、只是任上司擺布的棋子,加上不知道該如何繼續成長或進步,因而陷入停滯。職務的不明確,也會導致工作成效難以評估,甚至最後,員工對於完成的工作也會失去成就感。角色壓力容易引起「助人症候群」(helper syndrome),也就是為了讓進展快一點,把所有事情都攬下來。這種處境也會使人不確定自己的價值,因此更不敢有半句怨言。最糟的是,角色壓力令人絕望透頂──你的工作永遠做不完,沒有一件事真的成功,只有滿坑滿谷的其他工作在後面排隊。

上面這段描述,恐怕很多人都會覺得非常熟悉。某種意義上來說,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們全都變成社工了。原因一方面在於科技環境的改變,一方面則是勞動市場需求的改變。

性格的影響

受工作倦怠困擾的人數因大環境的轉變而來到史上新高,但這種疾病從來(真的從來)都不只是被環境造成的,還有性格。有些人一生都奉獻於社工或志工活動,卻從未發生工作倦怠,也有人可以手機放在枕邊睡覺、長年處理最五花八門的任務,都不會有疲憊和耗竭的症狀。

那麼,究竟是什麼決定一個人會不會發生工作倦怠?風險部分來自職業類型。近期問卷調查發現,護理人員、牙醫、教師、銀行家、中小企業發生此疾病的風險最高。不過,觀察工作倦怠者的個人特質,也可以找到明顯的危險族群。內向者比外向者更容易患上工作倦怠,因為他們習慣自己解決問題,非不得已不會尋求資源協助,哪怕只是請同事給予回饋。缺乏自信或情緒不穩的人們,也較容易出現此類症狀。較高憂鬱傾向不一定會提高工作倦怠發生率。憂鬱症為情緒方面的障礙,工作倦怠則為活力方面的障礙,但兩者之間可能互有關聯。完美主義者與理想主義者亦為高危險族群。完美主義者永遠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不會有達成目標而滿足的感覺。工作好像總是還沒盡善盡美,因此他們無法真正享受成果。另一方面,理想主義者一心想實現極為崇高的目標,往往不知不覺努力過頭,最終把自己累垮… 閱讀完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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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珂・海拉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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