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現在課堂上，老師還在說「台灣經濟奇蹟」，底下的學生一定滿臉問號，「你是在說什麼？」
一九九○年代之後，台灣面臨大轉型，自由化、國際化、台商西進，大環境的大轉變，卻很少有經濟、社會方面的研究，攤開來看，這二十年台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兩位新生代的副研究員李宗榮與林宗弘，三年前廣發英雄帖，邀請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分頭檢視過去的奇蹟，如今走到了哪裡？
「發現整個台灣面臨到非常多的情況：國家促進經濟的政策能力愈來愈弱，失敗的地方非常多；企業大型化，獲利情況卻很差；中小企業被壓縮，家族化愈來愈嚴重，」李宗榮回想起第一次工作坊，「大家看到的圖像很晦澀，令人擔憂。」
他們看到了典範移轉，從「奇蹟典範」，走到了「衰退典範」，邀請二十六位來自社會學與經濟學領域的學者，合寫了《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
李宗榮與林宗宏接受《天下》專訪，分享他們從各個議題爬梳解析，觀察到二十年來台灣經濟轉型的問題。以下為訪談摘要：
台灣還是中小企業為主嗎？恐怕不是。
日本最大的企業豐田員工數大約四十四萬人，鴻海已經有一百三十萬，鴻海的員工規模是豐田的兩倍多。但是為什麼鴻海併夏普時，讓日本吃驚？當台灣企業大到可以用極大規模去併購上游，這是一個很新的現象，跟過去的刻板印象有所落差。
台灣前十大企業，平均員工數達到二十萬，就算扣掉鴻海，還是平均十萬人左右。
台灣也有財團壟斷
韓國有三星，台灣有鴻海
這是在短短十年、十五年內發生的。在全世界，我們的規模變化應該是全世界數一數二。
海外競爭，反過頭來影響國內的資本形成！資本集中化的速度，遠比想像中的快，甚至比資本主義歷史上遇到的很多案例都要來得快。
當我們講韓國都是大集團壟斷的同時，台灣並沒有好到哪裡去。鴻海營收佔GDP二二％，跟三星一模一樣。二十年來，前十大企業集中度，由二五％成長到破四成。
出口也靠大公司，也外銷產值來看，在一九八七年，七八％是中小企業，到了二○○四、○五年台灣中小企業佔外銷部門的比例剩一八％，表示有六成已經大型化了，要不就是中小企業被大型企業吃掉了，要不就是它們本身大型化，超過中小企業門檻。（見表1）
但是，台灣經濟有個很大的部份是海外部份。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模式持續。
葉克膜經濟沒有回饋在地
台灣勞工，淪為全球化的輸家
這個三角貿易可以比喻是「葉克膜經濟」。經濟有一大塊，是繞過外面再進來的，因為整個循環系統是外生的，對台灣境內的經濟幫助不大。你把呼吸器拿掉，可能先崩潰，可是不拔管，境內產業鏈就不健康、不完整。
這個葉克膜經濟的狀態，已經維持了大概十五年。
書中嘗試估計，到底三角貿易多大？運用五百大集團的數據，估出來是，台灣五百大集團目前有三分之一的營收來自中國大陸，在一二到一三年的衰退，就導致台灣整體企業集團的衰退。
台商西進在中國的分布，很明顯的是跟著最低工資走，哪裡沒漲就往哪裡去。這就是一個非常直觀的反應。遷移的原因其實是為了工資，但這拯救不了台灣企業的低毛利率。
迅速膨脹規模，作為生存手段是有效的，作為要追求更高利潤率、但要改變行為區位，基本上是沒有太大作用的。（見表2）
這也沒有什麼對錯，就是求生的本能而已，跟恐龍變大一樣。但是，對台灣產業界遺留下來、真正能夠回饋到本土的，非常少。
從員工雇用狀況可以看出，台灣企業在海外創造的雇用人數，遠遠超過在台灣。
五百大集團目前在海外的員工數是兩百五十萬人，可是在國內只雇了一百五十萬人，以員工的依賴程度來看，在中國的部份是台灣的一．七倍左右。根據推估，在中國每雇用二十九人，在台灣就少雇用一個人。
全球化過程有贏家、有輸家，現在事後回去看，台灣經歷全球化的過程，應該要有社會安全網，去照顧全球化過程成為輸家的那群人——我們在這部份可能沒有做得很好。
社會階級「下流」中
敵不過血緣 黑手無法變頭家
台灣過往比較特殊的政治經濟環境，倚賴大企業家族，給了非常多的優惠，交換忠誠，我給你特許。延續到了九○年代，轉型時，因既有的規模經濟優勢，所以在轉型過程中，政商關係也好，就可以持續擴張。
即使政黨輪替也很難撼動。高階經理人最後一定會遇到瓶頸，專業經理人反正就是不敵富二代，接班是血緣決定的。
無法接班，不如去創業吧？三千四百萬這個門檻，是目前創業者面對的現實。
台灣所有公司登記平均資本額高達三千四百萬，三十年來大約成長了七倍，從本來所有企業都是幾百萬，變成新企業、倒閉的企業還是幾百萬，但要能存活下來的，非得要有三千多萬的資本。
這迅速成為創業門檻，馬上成為社會流動、階級的問題。
由從業身分的數字來看，台灣雇主人數比例下滑，老闆愈來愈少，資本愈來愈集中化。黑手愈來愈難變成頭家。
所有人都跑到受雇者，向下流動的趨勢是很明顯的，這益發激發階級意識。（見表3）
過去幾年做的社會變遷調查，階級意識是愈來愈上升的，勞工階層認同愈來愈強，一九九七到二○○○年開始變了，這之後勞工階級中自認是工人階級的，是台灣人口的多數。
現在大概將近四成的人，覺得自己是工人階級，中產階級現在從四五％萎縮到二七％，自以為是中下階級的比例也在上升，從一五％到二二％。（見表4）
新自由主義是台灣現在最大的問題，所有政策、財經官僚的腦子都是這一套。
財經官僚都是這一套
減稅，加速資金外流
用佛里曼的講法很簡單，就是世界是平的。這是很好的口號。他講得很清楚，所有生產要素都要自由流動。所以，政府都不要管這些生產要素了，不要介入這幾個市場、土地市場不要管、勞動力市場不要管；最低工資最好不要設立，有的話也不要提高；工時不要管，讓勞資雙方決定，投資不要管。
但愈來愈多自由化的研究發現，減稅沒有效、緩慢提高最低工資不會造成失業。以往說，發展中國家在發展起來之後，會發生涓滴效益，一旦開放貿易就會有一堆農民跑去當工人，他們工資會上漲，大家都吃到肉、喝到湯——但這些都沒有發生。
過去的發現是，你愈減稅，資金外流速度愈快，過去新自由主義的講法是：退稅給廠商，廠商比政府更知道要投資在什麼產業，它會幫助到國內的市場跟產業的就業。
可是，每次退稅，資金都沒有留在境內。國家退稅，企業在全世界投資是企業的事。明顯的例子是，當年減稅，隔年度台灣資金外流速度加快。
台灣經濟早期發展，慣用發展型國家理論的想法，認為有一些能力很高的官僚，制定高瞻遠矚的政策讓台灣發展。這是早期很強調官僚能力的解釋模型，這到九○年代一個一個去檢查，很多都是失敗的。
不能再仰賴單一官僚
生技、兩兆雙星，都是教訓
檢討過去二十年發展國家的政策，包括生技、兩兆雙星，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基本上可能不見得是負面，但大部份是失效的，沒有達到預期成果。我們很難再用單一官僚，就有辦法制定符合一切的經濟政策。
以前國家發展是歐美在什麼產業發展了，我們就去投入，投入速度愈快，該產業就愈成功。
這就好比足球戰略，全世界目前最熱門的商業運動是足球，我們就跟國人說我們要去踢足球，就蓋了一堆足球場、蓋一堆廠區，準備要去踢足球——以前石化業、鋼鐵業就是這麼做。
那時候因為競爭者非常少，沒有中國、沒有印度，這麼做當然會贏。現在發展中大國都蓋得起足球場，以前這套是行不通的。生技產業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不恢復稅基，一切免談
提高富人稅 把錢投資在創新
面對未來該怎麼辦？一定要恢復稅基、提高富人稅。
我們租稅負擔率（政府稅收佔GDP比例）只有約一二％，遠低於OECD國家平均近三五％。
所以如果不恢復稅基，很多投資都不能做，連基礎建設更新都有困難。
接著要想辦法把每一筆稅收，引進到產業創新裡面去，而不是純福利的淨支出。例如，日本做機器人，它面對老化的方式是用AI、機器人，你是要錢放在機器人產業，還是看護工？這是選擇。
我們不可能一步到位，一下子就能變成北歐、變成誰。現在是全球制度競賽的關鍵時期，我們不一定能移植別人政策，因為這是大規模經濟體都必須面對的難題。
一定必須要經過漫長的歷程，如何能夠在擴大福利國家的過程中，同時考慮提供創新的機會，讓廠商也加入。找原本就有的利基發揮，有效結合福利需求和發展。
我們是中年的經濟體，要維持體能，健康老化。（陳竫詒整理）··· 閱讀完整內容
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
出版社／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出版日期／2017年12月
編者／李宗榮、林宗弘
作者群／王振寰、陳琮淵、鄭力軒、何明修、張晉芬、鄭雁馨、林宗弘、胡伯維、鍾喜梅、詹淑婷、李宗榮、謝斐宇、呂玉瑕、林庭萱、劉正、Arthur Sakamoto、蘇國賢、川上桃子、熊瑞梅、陳冠榮、官逸人、田畠真弓、陳東升、鄭志鵬、鄧建邦、吳介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