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什麼代價比錯失的機會更高。



整個社會的健康已經岌岌可危一段時間了，我們不得不正視這件事。不健康的罪魁禍首有哪些呢？心臟病、中風、癌症、第二型糖尿病、肥胖、腎臟病、類風濕性關節炎，以及其他與生活方式相關的疾病。這些疾病患者的後果，與其生活方式的選擇強烈相關，比如飲食，而我們的社會卻對這些疾病的導因有著根深蒂固的誤解。

你很可能跟其他大部分人一樣，對這些疾病有著切身經驗。也許你因為心臟病、中風或癌症而痛失親友，或者本身就罹患這些疾病，或是其他疾病。這些疾病是真實恐怖故事中的反派，而且讓社會付出難以估計的金錢與性命。

光是因為心臟病而早逝的生命，每年就有六十四萬七千例，這實在令人難以置信─這比許多美國城市的人口還要多，包括巴爾的摩、孟斐斯、亞特蘭大、邁阿密、阿布奎基和沙加緬度。你能夠想像在現在以及可預見的未來，每一年失去相當於上述一個城市的人口嗎？想像一下，如果每年有六十四萬七千個美國人在不必要的戰爭中因為對抗看不見的敵人而喪生，大眾會如何強烈抗議。更糟糕的是，想像如果這件事已經發生，而且沒有人理會─況且這還只是因心臟病而死亡的人數！

那麼，至於其他那些可以預防的疾病呢？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列出二〇一七年的前五大死因為：心臟病（六十四萬七千例）、癌症（五十九萬九千例）、意外事故（十七萬例）、慢性下呼吸道疾病（十六萬例）和中風（十四萬六千例）。不過有個但書：這些都是可以預防的死亡。

據估計，約有九〇％的心臟病死亡、七〇％的癌症死亡和五〇％的中風死亡，加上我估計約有八〇％的醫療疏失死亡（因為越多手術和癌症治療，等於越多失誤的機會），都可以在充分了解事實的情況下，透過營養來避免。

知道能夠預防這些疾病，就能帶來希望，同時也讓我們看見目前的做法行不通。如果更好的營養就能夠預防這麼多人受苦與避免如此高的成本，我們為什麼不著手進行？難道我們已經忘記這些不只是數字，而是早逝的生命，還有他們遺留下來的家庭嗎？

我和你一樣有切身之痛。一九六九年三月，我岳母發現自己解血便，於是就醫，醫師看診後只開了輕瀉藥就讓她回家了。她是這個破敗體系的受害者，沒有錢（或保險）、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沒有關於如何避免問題的資訊。她沒有告訴女兒（我太太），也沒有尋求其他醫師診斷。當我們知道這件事時，已經是九個月後了，她再度就醫，但已經太遲─這次她得到了正確的診斷：末期結腸癌。她才五十出頭，接下來三個月，也就是人生的最後三個月，她都待在醫院裡。一九七〇年三月，在她初次就醫一年後，就過世了。

兩年後，我在菲律賓工作時，父親因為心血管疾病早逝。當時，我母親和朋友帶著父親在鄉間小路跋涉，花了二十分鐘抵達最近的醫院，卻為時已晚。

我相當震驚，因為父親從未過胖，每天花好幾個小時在農場戶外工作，吃的也是健康的美式飲食，是當時所鼓勵的「良好」行為的模範，但他卻這樣過世了。

五五％的人平均每天領用四種處方藥

過了幾十年之後，一切幾乎都沒變。如果要說有任何改變，大概就是疾病變成美國人生活的常態，從藥品業持續成長的趨勢便可以看出端倪。依據二〇一七年的統計，美國人買藥的平均成本（包括保險支付的部分）是一千一百六十二美元，實在令人震驚。五五％的美國人平均每天領用四種處方藥，其中許多人和弱勢族群並未按時服用處方藥，也沒有服用飲食補充品。

我們是世界上唯二允許直接以電視廣告對消費者推銷藥物的國家之一，而非只允許對合格的醫師推銷1。我們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更心心念念地執著於神奇的藥丸。這不代表健康，而是代表疾病變成常態。

加上我們目前的治療方式，對於可預防疾病的經濟成本將難以負荷，而且還在不斷上升中：美國二〇二〇年的健康照護成本占了國家預算將近一八％，是一九六〇年（五％）的三倍，總計為三．五兆美元。根據美國公共電視網電視節目報導的健康照護綜合調查，美國每人每年支付的健康照護費用是其他三十五個經濟實力相當國家（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會員國）的二．五倍。

有些人可能會猜想這是基礎建設或勞動成本較高帶來的結果，其實不然。事實上，美國每千人口執業醫師數為二．四、病床數為二．六，兩者皆低於其他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姊妹國的平均數（每千人口執業醫師數三．一、病床數三．四）。

利用這些平均數字，我算出美國的健康照護成本有極大比例花在藥物上，遠超過類似國家（大約是三．三倍）。我把這個估計值稱為「藥物強勢指數」（drug intensity index），反映出前所未有、無比強調使用藥物做為健康照護的主流方法。

這種方法有效嗎？就我看來完全沒效！

雖然許多大眾和媒體的評論者都指出，「預期壽命的統計結果，證實我們的健康有正向改善」，我們仍然不應該完全相信這些統計值。以預期壽命做為簡單的健康指標有其限制；重要的不只是知道我們預期能活多久，也要知道能活多好。長壽但卻因為疾病造成的失能和疼痛所苦，而且耗費巨大的家庭成本，絕非大部分人所願。

藥越吃越多，卻有六百萬人少活十年

儘管如此，預期壽命改變的確是我們集體健康史重要的一環，值得受到關注。過去兩個世紀以來，大部分西方國家從貧窮走向富裕，預期壽命大幅提升。這是因為總死亡率下降，主要歸功於兒童傳染病減少。從一八四〇年開始，預期壽命以每年三個月的速率增加，直到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左右，增加的速率開始減緩到每年兩個月（傳染病所占的死亡率降低之後，比較難再延長壽命）。

我們的預期壽命持續以每年兩個月的速率增加，從一九六〇年的七十一歲進展到二〇一四年的七十八歲。但在二〇一五年，增加的速率掉了將近一半，當年度只增加一．二個月。這件事情引起關注，有些人認為只是統計上的意外，但事實並非如此。接下來的三年（二〇一六至二〇一八年），平均預期壽命其實下降了，從七十八．八歲降至七十八．六歲，是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八年間以來最長的持續衰退（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八年間的衰退，「部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一九一八年恐怖的流感大流行造成」），預期壽命下降〇．二年。

這個數字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在統計上卻有很大的意義。三億人口的預期壽命降低〇．二年，換句話說就是有六百萬人少活十年，或者三百萬人少活二十年2。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主任把這次預期壽命的退步稱為「當頭棒喝」。許多人認為這與藥物過量和自殺有關，但我認為這些死亡不會憑空發生，有一部分應該也與可預防的生活方式相關疾病有關聯。可預防的慢性病蠶食鯨吞了我們的生活品質，對於內心的平安有深遠的負面影響，進而造成藥物過量和自殺。

有些人認為藥物過量和自殺，與經濟不景氣密切相關，而非健康問題造成的，但是我要再次解釋，這些現象密切地錯綜交織，從龐大而不堪負荷的健康照護成本可見一斑。生病是很花錢的事，尤其是慢性病。

哈佛大學和俄亥俄大學的研究學者在《美國醫學會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發表一項全國性的研究，他們發現二〇〇七年所有破產案例中，有六二．一％是醫療花費所致。更糟的是，這些債務人中四分之三有健康保險，而且大部分「受過良好教育、擁有房產，且為中產階級工作者」。換言之，整個體系敗壞到即使是經濟不錯的人，最終也會背負無法償還的債務，更何況是那些經濟狀況較差又深受生活方式疾病所苦的人呢？

相較於當時六年前的二〇〇一年的研究：「四九．六％的破產案例為醫療問題所致。」這些數字令人反感，但只要想想標準治療的成本日益增加，也就不足為奇了。使用支架和史塔汀（statin）類藥物治療心臟病，每年至少要花費二萬美元，一次化學治療療程平均花費二萬（門診治療）至二萬六千美元（住院治療）不等。

發病率並沒有真的降低

確實，預期壽命在二〇一五年之前的確有改善。這肯定是進步的象徵，對吧？

對，也不對。

有些人可能很驚訝，我們的預期壽命從一九六〇年代直到近年的增加，並不是因為健康狀況改善，而是因為應對疾病事件的方法進步了。與過去相比，更多受到癌症、中風、肥胖和糖尿病所苦的人能夠活得更久，卻必須與疾病共存。心臟病患者的存活率更有顯著的改善。

的確，自從一九六〇年以來，總預期壽命的增加有六〇％單純要歸功於對心臟病的快速處理。不過，在這段期間，我們的整體健康並沒有大幅改善。就發病率（新的疾病案例）而言，心臟病和中風仍維持相對穩定，癌症稍有下降（主要是因為吸菸相關的肺癌減少），糖尿病則上升（與肥胖比率升高有關）。確立診斷後的個人生活條件改善（如利用壓力管理、體能訓練和常規醫療照護的管道來改善），造成與疾病共存的年數有一定的增加，而不是根治疾病。

綜觀這些趨勢，你可能想要針對「疾病的治療有所進步」這一點來爭論。

我們更快速地因應危機，加上生活條件改善，因此比以往更能控制發病率。但除了使用藥物，我們並沒有處理這些疾病的根本原因，也沒有把注意力放在發展更有效處理，甚至逆轉這些疾病的方法上，結果是更多人需要醫療照護，反而增加健康照護體系的負擔。這個現象可說是失敗的成功（failure of success），甚至可能變得更糟。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