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超過6萬件親密關係暴力事件，半年20幾件恐怖情殺案件，許多加害者其實並非來自傳統認知的高風險家庭。我們身邊，這一刻還深情以待的人，下一刻可能就會是失控傷人的恐怖情人。為情所困，為何成為新的文明病？是什麼誘發了愛之欲其死的衝動？為什麼本該是心靈避風港的家，卻成了最傷人的場域？東方社會最欠缺的情感教育，該怎麼教？由誰來教？ 有憂鬱症的阿原（化名），過年前拿著一瓶汽油，在太太娘家前點燃了火，「我沒想要傷害任何人，」太太帶走了孩子，避不見面，他只想逼太太出面，「我不知道我該怎麼做，才能見到我的孩子。」

台灣犯罪率逐年下降，但因感情自殺或殺人的案件卻是增加的。衛福部保護服務司數據顯示，親密關係暴力案件數量，一四年便已突破每年六萬件，平均每天一百六十件以上，六年間增加三成。

容易為情所困，似乎已經成了新的文明病。

根據台北市自殺防治中心工作報告最新統計，去年有通報的「企圖自殺」案件中，以年齡分，二十到四十九歲的青壯年所佔的比率高達六三．九%；以自殺原因區分，因為人際、家庭、愛情而自殺的比率高達六二．二%。在各個年齡層，因為情感、人際或家庭關係自殺的，也都排首位。（見表一） 更讓社會陷入恐慌的是，手段兇殘的情殺案件，光是最近半年便超過二十起。（見表二） 和其他類型犯罪截然不同，情殺或為情自殺，加害人和受害人，可能是我們身邊的任何人。

研究犯罪心理的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朱惠英指出，很多加害者的教育背景、家庭背景與家庭功能都不差，都不是來自傳統認知的高風險家庭。

著有《鋼索上的家庭》一書的彰化高中輔導老師陳鴻彬指出，就他看到的情形，表面正常健康的高端家庭孩子反而較沒同理心，因為成長順遂的孩子，習慣被過度滿足，挫折耐受度低，更無法接受「被拒絕」。

情感教育是誰的事？

這麼多極端案例發生，已經無法以零星個案或媒體刻意渲染視之。到底我們的情緒管理和情感教育出了問題？又該誰來教？在哪裡教？怎麼教？

投注資源做學生心理輔導的東吳大學健康與諮商中心主任姚淑文指出，學生對於情感諮商的需求非常大，開出的課都秒殺。姚淑文也幫新竹一所知名國立大學開課，「因為那所學校一位資工系的老師發現，許多學生這方面欠缺的情形令他吃驚。」

姚淑文自己也接到過一名前來尋求輔導的學生，父母列出近十項要求清單，請中心做到讓這名學生學會交女朋友、處理人際關係、做好進入社會工作的準備等等，令姚淑文啞然。

「這些事情家裡最該教，學校是第二道防線，到了大學，說真的，有點晚，但總比沒有好，」姚淑文說。

是我們的家庭出問題了嗎？

專門做創傷治療的諮商心理師李開敏指出，社會經濟文化脈絡底下的家庭，是個複雜的組成，很難說問題只出在家庭。

「但最核心確實是家庭。而情緒的處理，和表達的適當性，在東方家庭裡的確太欠缺，」李開敏說，「再加上社會和經濟變動這麼大，這麼的不安定，家庭承受的壓力比過去大很多，很多家庭已經無法適應、自顧不暇。」

一席話，點出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的家庭，處境有如壓力鍋，爆炸的時刻，便成了統計裡的案例。

家庭處境的難，緣自社會的五大變化。

變化1 ：社會舊價值體系崩解，新規範還未建立

「民主、多元，是我們努力爭取來的，但是多元也打破了很安全很一元的價值體系，在以前很清楚一元的價值體系裡，每個角色都有清楚的樣子，」心理分析師呂旭亞指出。

過去清楚的指引，如今都已崩解，任何階層、任何職位、任何角色，都不被信任、信服，隨時隨地面臨質疑、批判。

過去強調的社會化、融入群體，變成現在的個體化、自我最大，沒有典範，沒有誰聽誰的。

「太多人受價值混亂所苦，沒有人幫他們找到方向，」哈佛專門研究自殺、自我毀滅行為的心理學教授納克（Matthew K. Nock）指出。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伊慶春指出，現在的台灣社會，正是處在這種學理上稱之為失序、迷亂（anomie）的過渡階段，價值體系崩解，而新的規範還沒有建立。

變化2 ：家庭家庭從緊密到疏離，性別角色從清楚到解構

高壓、高工時的社會底下，父母除了汲汲營營工作，也忙著「為小孩好」，以競爭力之名，將小孩外包給補習班、才藝班、家教及各種營隊活動，侵蝕家庭內部親密互動關係的質與量。

「以前家裡永遠有媽媽，現在不但雙薪，很多父母上班時間還錯開，」專注關係治療的漱心坊心理治療所創辦人江垂南指出，「小一到高三的小孩，基本上九點前也不會回到家，家人間沒有時間閒聊，都在趕時間，等到小孩上大學，又整個斷開，家人彼此之間是不了解的、疏離的。」 「社會變化太大，家庭因應的能力沒有跟著變化，孩子很難接觸到父母，需要被討論的事情沒有機會得到解答，情緒沒有機會表達，」李開敏指出，以這個角度看，很多家庭即使表面健全，但卻是失能的。

此外，對家庭衝擊更大的是角色的改變。

「不准哭」的男孩

「現代化過程中，女性在各方面變得比較強健，對丈夫、父親的角色有了和過去很不一樣的期待，」呂旭亞則分析，「這讓原本享有最高的地位、最大的權威、最多的資源的男性被搖晃得很厲害，男性權威是急遽下降的。」

姐妹淘互相訴苦時，經常可以聽到女性抱怨配偶的種種，那代表男性從自己父親身上承襲來的行為模式和價值觀，已經無法滿足配偶和家人的期待，配偶和親子之間的衝突和疏離，讓男性痛苦，也無所適從。

結果不是退縮、成為實質缺席的父親，就是用情緒、權威和暴力加強控制。

陳鴻彬自己，就是在不准哭、不准坦露脆弱的文化長大。在男校，他看到男生面對挫敗，通常都是運動、喝酒，卻沒有處理自己的情緒，也看不到自己為何受傷，創傷就這樣被隱藏。

勵馨基金會教育宣導特約講師郭雅真訪談過超過一百位男大生，發現男孩無法表達具體感受，包括沮喪、受挫、擔憂、失落等，通常用最強度的負面情緒「憤怒」表達。

「從我有記憶以來，我不曾擁抱過我的父親，跟母親之間也僅僅一次，」陳鴻彬在書中遺憾地寫道。他自己也自然而然長成典型華人文化下的男性模樣：堅毅、剛強、不習慣分享、不太感受自己的情緒。

「情緒的表達，在我的原生家庭裡，是低度流動的。父親巍峨如山的父愛，總是隱藏得很好，好到有時候讓我感受不到溫度。只憑理智想著：『父母應該都是愛自己小孩的，所以我父親應該也是愛我的。』父愛於我，向來是用理解、而不是用感受的，」他在書序中這麼說。

陳鴻彬用自己的成長經驗指出，很多父親在當小男孩時，就沒有被教會怎麼當一個「人」，而不只是當男人，他們不知道怎麼靠近家人，不知道親子關係可以有別的選擇。

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主任黃富源鑽研犯罪心理學，他分析，「男生以為不要哭是自我控制，但是自我控制講的是韌性（resilience），不是剛性。」

黃富源解釋，韌性講究復原力，而剛性、壓抑，反而把痛苦藏在心裡折磨自己，或轉移到他人身上。

實質缺席的父親

此外，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印象，也讓不少男性以太太更有愛心和耐心為由，將教養孩子的責任全部交給太太。

但事實上，孩子心中有一塊地方，是留給父親填滿的，無論母親與孩子的關係多麼親密、母親多麼能幹，父親與孩子疏離，讓孩子在情感上產生的空缺，是母子關係無法替補的。

聯合國二○○四年國際家庭十週年報告便指出，男人在家中的角色有「低度開發」的現象，大部份還是侷限在「經濟提供者」的角色，推動新的父職（fatherhood）刻不容緩。

美國推動父職的組織「父職推動協會」（National Fatherhood Initiative）在對角色的扮演和對角色的認知上，強調父親是兒子作為男人的榜樣，是女兒與異性關係的學習對象。

父親的形象和父母的關係，影響兒子做丈夫和父親的角色，也影響女兒日後與異性和丈夫相處的模式。與父親缺乏親密連結關係的女兒，有可能過早尋求異性關係。

聯合國報告指出，現代父親該是教養者，又是紀律執行者、社會化指導者，還是職場的榜樣與參謀，是將孩子「導引向外」的關鍵角色。

美國家庭教育研究專家帕克（Ross D. Parke）指出，人格分階段發展，大致有兩條軸線：一、親密性：安全感、同理心。二、獨立性：力量、規則、自制、勇敢、負責、耐挫。兩者缺一不可，相輔相成，任一者過與不足，是許多人人格和行為產生偏差的根源，都可能會為孩子的人格發展帶來不利影響，甚至造成無可彌補的遺憾。

帕克認為，母親在培養孩子親密性方面具先天優勢，父親在培養孩子獨立性上無可取代。好的家庭教育，理想是父母密切合作，再好的母親也無法替代父親，再好的父親也無法替代母親。

問題不在人，而在怎麼教

然而，當代的家庭型態跟過去已然轉變，單親家庭和重組家庭比例也增加，而近幾年同志家庭也同樣受到台灣社會關注。

江垂南認為，傳統社會用角色定位父母的功能，但現在每個人都應該長出自己想要的樣子。

師大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助理教授高松景也說，不同的家庭型態，並不會直接影響到孩子的人格發展，因為情感教育是學習愛的能力，愛不分男女，應該是讓孩子發揮自己好的特質，不管參照男性或女性。

而家長扮演的角色不該受到傳統父母親的刻板印象，家庭互動應該要動態調整，讓孩子觀察、模仿與學習。

「若只用父母角色界定家庭好與壞，就太狹隘了，」松山高中教務主任、知名生命教育老師劉桂光觀察，不一定是「典型」的雙親家庭才能提供孩子好的情感教育，而是找到適當的重要他人來擔任學習與模仿的角色。

「關鍵是怎麼教，重點不在親屬關係是否完整，而是人的情感互動，」劉桂光說。

變化3 ：少子化過度滿足與過度控制，孩子難以接受被拒絕

少子化的結果，許多孩子被投注了太多資源，「要什麼有什麼」是孩子的生活日常。

陳鴻彬就發現，每個人從小到大都在追求控制感，操控人生，尤其是成績好、或社經地位背景好的孩子，習慣了「我想要，我努力，就可以得到」的生命公式。

「當他獲取的是『關係』，容易出現『我對你付出那麼多、這麼喜歡你，你怎麼可以不喜歡我』的想法，不能接受對方是獨立的個體，」陳鴻彬說，這樣的孩子無法接受自己被拒絕，挫折忍受力相對更低。

這種價值觀，來自幼時父母的關注和控制。

江垂南則指出，父母認為我為孩子犧牲奉獻，孩子凡事就該聽父母的，強加各種控制，「但真實的親密應該是要有界限的，不是監控與箝制。」

公視最新的電視劇《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就深刻探討父母將孩子視為附屬品而非獨立個體，以愛為名的箝制。（見92頁）

常撰寫教養相關文章的圖文作家徐玫怡和十三歲兒子小福相處發現，家長最常爆發情緒的對象就是孩子。

「我們最常跟小孩說：你這是什麼態度！你態度很差！但那其實是大人自己說不過孩子了，才會說出這句話，」徐玫怡說，那是大人用權威壓孩子、是驚嘆號而非問號。後來當她意識到自己情緒瀕臨爆發，也會試著停止說這句話，改用其他問句如「你為什麼煩死了？」來開啟溝通橋梁。「這讓我們的關係改變非常多，」她笑著看身旁的小福。

變化4 ：感官刺激不當且過多的資訊，太早進入兒少的世界

人們受到的刺激和接收的資訊太多太密集，而且混亂，許多心智還不成熟的兒少，每天也都在接收他這年齡不該接收、或沒能力判斷的資訊。世新大學社會心理系教授張思嘉指出，社會心理學探討「攻擊性」，分為情境跟個人，國外有研究發現，接觸的暴力跟遊戲影片愈多，會形成個人腦中攻擊的劇本，接觸愈多、愈容易被激發。

但是關鍵還是得回到，「他在事件發生之前，是否經歷過很多挫折，包括親密關係疏離、負面情緒累積到最高點，才會行動，」意味著仍需要外界情境刺激，這樣的攻擊劇本才會從大腦中被提取執行。

一如美國心理學會一五年提出研究指出，任何單獨因素，都不會讓人們行動更暴力或攻擊，都是綜合許多因素引發的結果。 ▲知名圖文作家徐玫怡（左）多年前帶著兒子小福（右）從法國回台，母子感情很好，擁抱牽手都是習慣。

變化5 ：科技通訊軟體講求即時回應，沒時間思考、沉澱

姚淑文以自己年輕時談戀愛舉例，男友在當兵，兩個星期才能見一次面，有充分的時間寫信表達情感、醞釀思念。

然而如今科技當道的時代，速食愛情成為主流，不但從認識到進入親密關係經常是跳躍式的，甚至流行不必負責任的「約砲」。

郭雅真走訪全台校園，為老師、家長舉辦情感教育工作坊，從國小到大學，她發現許多學生在還沒學會同理心、讀懂別人的情緒時，就太快進入親密關係，「這非常危險。」

加上各種通訊軟體都成為即時溝通的工具，手機取代面對面的互動，沒有時間沉澱與思考。姚淑文說，許多人習慣自己有什麼疑問或情緒，傳訊息給對方，便期待對方「秒回」，得到立即的回應跟處理，讓彼此都沒有時間消化情緒，在這種互相逼迫的情況下，就很容易發生抓狂失控。

朱惠英觀察，當代關係的建立與斷裂都很突然，不喜歡就轉身離開，從告白到分手都缺乏溝通和交流，也缺乏保障的機制。

「許多為情自殺或情殺的案件，原本可能不是真的想死或決心置對方於死，是不會沉澱和思考，無法面對挫敗、想去談判，卻一時情緒失控導致，」曾經因為殺害女友，被判刑十二年的劉北元說。（見86頁）

為什麼九成加害人是男性？

然而為什麼為情自殺或傷害對方的案件，從統計數字來看，男性居絕大多數？

現代婦女基金會○八年曾針對當年度發生的二六四件情殺案件統計，九成加害人是男性，且有超過一半是因為無法處理「被拒絕」、「不被愛了」的情緒，另有一成以上是因為忌妒，這兩者都和情感和情緒處理有關。衛福部一四年統計親密暴力件數，其中也有九成加害人是男性。

「在傳統性別教育下，男女所採取的應對方式不一樣，導致結果看起來不一樣，」呂旭亞指出。

黃富源指出，加害者男女都有，只是面對負面情緒、被拒絕或遭遇挫敗，會啟動不同的生理和心理機制。

呂旭亞指出，女性受挫時，傾向傷害自己，企圖自殺的比率，在台灣或世界各國都比較高，但各國男性自殺死亡的比率都比較高，原因是男性選擇的方式比較決絕。（見表一）

當談戀愛年齡層下降，約會暴力發生的場所，也向未成年的國、高中延伸，但施暴的人，男女比率也相近，只是形式不同（見表三），用肢體暴力的大多是男性，女性則容易使用言語和精神暴力。 姚淑文指出，各國皆然，女生雖然較少直接使用重大暴力犯罪，但更多女性是共犯和教唆犯罪，「這和性別角色文化養成有關，男生被允許和鼓勵養成體力、冒險。男生用壓制性解決衝突，要打倒對方。而女生有暴力攻擊，通常是為了保護自己，而且是判斷有勝算，才會使用暴力，為的是保全自己的性命。」

我們都誤解了愛

親密關係暴力的發生，原因在於許多人都誤解了愛，將感情當作控制權力與關係確認的場域。

電影《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有句台詞：「打我也沒關係，只要有人愛我就好。」就是典型被害者的寫照。 很多女孩辨識出自己的情人有問題，但就是離不開。江垂南將這樣的關係定義成「共生關係」，彼此依賴，也彼此傷害。

「愛、喜歡、控制、暴力，他們都分不清楚，因為他們沒有好好被愛過，不知道他值得好好被對待，也不相信自己應該被愛，」郭雅真說。

前年犯下殺女友罪刑的阿文（化名），學經歷高人一等，從小看著父親對媽媽家暴，小時候的他只能躲在衣櫃裡無力啜泣，甚至目睹母親自殺畫面。為了讓自己獲得重視與認同，把成績顧好成為他生命的意義。

玄奘大學應用心理學系系主任陳建安，長期到台北看守所晤談重刑犯，他觀察，這些人缺乏現實生活中的互動，他們被孤立跟隔離，從小到大都活在被否定的生活，進而認為深愛的對方必須成為某些角色，以滿足他的自卑、性需求或權力控制。

「這些重刑犯很難放下，因為對方就是他的全部，」陳建安說，伴侶像汪洋中的浮木，但容易過度監控與控制，讓天秤徹底失衡。親密關係的追求與分開，是每個人都得學會的課題，如果不允許對方有自己的感受，只是將自己的想望投射在對方身上，並不是健康的關係。

夫妻倆都是高級公務員的沈時慧和黃偉倫（均化名）婚後有很長一段時間，都處在風雨飄搖、隨時會破碎的狀態下。黃偉倫的個性和很多事情，沈時慧坦承她婚前都不夠了解。結婚後，黃偉倫經常暴怒，摔東西、摔門。

「都是為了很小的事情，」沈時慧回憶，比如他認為水燒開後，蓋子應該蓋緊，「可是我習慣把蓋子打開，他就會暴怒，那時我還完全不知道他會這樣，我嚇得哭了，他就更生氣，摔了門進房間。」

「我後來才知道，他覺得濕氣重，所以蓋子不能打開。但他不知道怎麼好好問、好好講，就只會發怒，兩個人完全沒辦法好好溝通，」後來回公婆家，沈時慧仔細觀察，才發現其來有自。

爸爸肚子裡有很多生氣蟲蟲

公婆家是鎮上社經地位最高的家庭，公公非常嚴厲，「我曾經看過他很凶地罵我婆婆，一直罵一直罵，我婆婆都不吭聲。」

她和先生回公婆家，最家常的畫面，是全家坐在客廳看電視，零互動，完全沒有交談，「我們家完全不是，從小到大，一家人聚在一起就是嘰哩呱啦。」

黃偉倫的父親和他從來沒有肢體接觸，母親也沒有，聊天談心更不曾，對於童年，他幾乎沒什麼記憶。

帶小孩回公婆家，公公會跟孫子說，男生哭羞羞臉。婆婆會說，溜滑梯很危險，下來！

「我從來不會給我兒子貼標籤，我覺得哭是很自然的情緒表達和宣洩。他哭，我會跟他說，如果你真的覺得很難過的話，你就到房間哭，媽媽先忙一下，等一下再來找你，」沈時慧說，「之後我會問他，你的心裡還有傷心蟲蟲嗎？他有時會告訴我，他不但有傷心蟲蟲，還有生氣蟲蟲。我會問他要不要我幫他把蟲蟲抓出來放到窗戶外面，做完抓放蟲的動作，他就好了。」

黃偉倫經常對孩子發脾氣，兒子有天跟沈時慧說，「爸爸肚子裡一定有很多生氣蟲蟲。」

孩子反應很直接，不喜歡跟爸爸相處，黃偉倫顯然也很沮喪，不知道怎麼跟孩子相處，回家就是打電動。

有一天，沈時慧抓住機會跟黃偉倫說，「你跟你爸已經回不去了，但是你跟你兒子還來得及。電動可以以後再打，兒子需要你陪伴就這幾年，你希望你們將來跟你爸和你一樣嗎？」她建議他去找心理醫生諮商。

「他竟然去了耶，固定每週去一天，連續去了半年多，」接下來，沈時慧看到先生一點一滴地改變，「他很努力地陪孩子玩，做玩具給他們。」

雖然黃偉倫還是會不時生氣，但轉眼就會說，「算了，這是小事，不重要。」

從家開始，啓動愛的正向循環

打破負向世代循環，黃偉倫和沈時慧齊心合力，開啟了夫妻和親子關係療癒的正向循環。

為情自殺或情殺，除了毀掉自己和所愛的人，還毀掉至少兩個家庭。

「身為心理師，我最常服務的場域是醫療院所與監所。別人看到的，可能是脆弱與凶狠，我看到的，卻是一顆顆渴望愛的心靈，」諮商心理師卓翠玲說。

家，是我們人生的第一站，它在通往醫院和監獄相反的方向，是呵護的港灣，指引心靈的燈塔。無論我們是在什麼樣的家庭長大，腳踏傳統和現代兩條船的我們，都和黃偉倫夫妻一樣，有能力把自己和家人愛回來。家庭，可以斷開世代循環，從你我開始重生…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