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暴露隱私、被貼標籤 青少年寧可對網友訴苦
青少年自殺情況嚴重，學校扮演關鍵守門人，但校內輔導機制失能，心理健康問題難解決，自殺率屢創新高，誰來保護我們的孩子？ 撰文／林良昇 過去年輕族群的心理困擾，多仰賴學校系統求助，管道不足，許多年輕人不知道資源在哪⋯⋯。」七月三十一日，衛福部部長薛瑞元在宣布八月起上路的「年輕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記者會上表示。這句話，點出年輕族群心輔資源不足的關鍵破口。 衛福部推出的「年輕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提供十五到三十歲年輕族群一年三次免費心理諮商服務；政府此時推動方案其來有自，檢視相關數據，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機，可說迫在眉睫。
25％國高中職生曾有念頭⋯
十五到二十四歲死因 自殺是第二名 根據衛福部截至二○二二年的最新統計，十五到二十四歲青少年死因當中，「自殺」高居第二名，僅次於「事故傷害」。從三十年來的數據中不難發現，九○年代，青少年自殺死亡率不到十萬分之五，到二二年，這個數字達到十．七，增加了一倍，近年更是呈現明顯的飆升趨勢。 不僅如此， 在更年輕的十四歲以下年齡層，三十年前，自殺死亡率大致只有十萬分之○．一到○．二，到了去年，已飆高到○．七，增幅驚人。 更嚴重的是，表面數據僅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出問題的冰山一角，台灣大學健康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張書森就以「冰山模式」形容，自殺只是冰山的最頂層，他推敲比例：「一個自殺死亡個案的背後，往往還有二十到四十個自殺的企圖。」換句話說，自殺案例只是末端，背後隱藏著更多心理健康困擾案例。 這個比例並不誇張，據官方的自殺防治年報統計，二一年十五到二十四歲自殺死亡人數二四七人，而當年同年齡層的「自殺企圖通報人次」則有一萬二三一六人次，兩者差距高達五十二倍。此外，衛福部去年底公布的「青少年健康行為調查報告」顯示，二一年「曾經認真地考慮自殺」的比率，無論國中或高中職學生，都是高達二五％。 青少年自殺死亡率飆高現象，背後原因是「多重的」，長期研究青少年自殺問題的張書森坦言「沒有單一因素可以解釋」。雖難一概而論，但若從整體危險因子來分析，張書森點出，過去十年，台灣年輕人的「心理困擾」增加，且年輕族群認為自殺行為是「常態」的觀念變多，都是青少年自殺的危險因子。 簡言之，化解心理困擾應是擋掉多數悲劇的第一道重要關卡，這時，與青少年生活息息相關的學校，就是除了父母、同儕外，擔任青少年心理健康守門人的重要角色。 早在○七年，教育部就推動「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進行主要由第一線導師負責的「發展性輔導」、輔導老師的「介入性輔導」，再到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的「處遇式輔導」，成為三級預防輔導體系。
不到６％願找輔導老師談心
人本：輔導室多處理「升學」問題 不過，根據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去年六月對全國一八四二位國、高中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對於「面對困擾時會分享的對象」的問題，在複選情況下，有七成表示會找同學、朋友，超過四成會找父母；會找「非輔導老師的老師」商談比率僅一○．五％，輔導老師更僅剩五．六％，這個比率，甚至低於「找網友談」的九．八％；此外，另有一成七的學生表示「不會跟任何人談」。 「這是最尷尬的現象。」兒福聯盟發言人李宏文直言，校內輔導資源並不友善，甚至反而讓學生覺得有壓力，是造成無法完全發揮效果的原因。他進一步指出，三級預防不彰的現象不僅在數據上可見，連在政府相關兒少權利小組的兒少代表們都有類似反映。「他們指出，在求助過程中容易缺乏隱私，會被汙名化，連進去輔導室這件事，都可能被貼標籤！」導致輔導老師難給予實質幫助。 另外，在處理霸凌問題上，校內輔導機制更顯得漏洞百出。李宏文舉例，衛福部的兒少事故傷害防制推動小組中，就有兒少代表提出，教育部對高中以下學校進行的「校園生活狀況調查」會詢問學生「有無遇到霸凌」，但在執行調查時，有老師不僅採用缺乏隱私的「從後往前」方式收取問卷，更要求學生用鉛筆填寫，有事後塗改的疑慮。 收到問卷後，亦有老師針對問卷回填「有遭霸凌」的學生，當場請學生指出「是誰霸凌？」要求學生握手言和，之後再改問卷答案，讓全班問卷得到「沒有霸凌事件」的結果。 這樣嚴重缺乏隱私和竄改的爭議，教育部雖三令五申要求老師不得如此，但恐難落實。李宏文認為，教育部應拿出替代作法，或是就如兒少代表建議，改採線上問卷，保障隱私，免除吃案問題。 不只機制不夠完善，校內輔導人力和專業度也有加強空間，人本教育基金會中部辦公室主任曾芳苑指出，現在輔導室的功能比較多是在處理「升學」，做學生的職能探索，未太關注心理健康。 身為三級預防第一級的第一線導師，功能亦十分有限，曾芳苑舉例，一九年的台中市雙十國中學生墜樓案，先前學生多次向導師求助，但導師卻稱沒辦法、無能為力，且未轉到第二級，最後釀成悲劇。
▲兒少的心理健康困擾難發現，家庭、學校的適時關懷十分重要。Get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