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國際觀，彷彿拿到了「人生勝利組」的入場券？然而，所謂國際觀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現居於舊金山、荷蘭及曼谷的工作者告訴你：國際觀不是台灣教育現場想的那樣。

Dr. Phoebe（現居舊金山．牙醫師）

擁有國際觀，不等於卓越

 

我成長的過程中，國際觀似乎是家長和老師們拚命努力「栽培訓練」、巴不得我們立即擁有的東西。彷彿擁有它，才能接軌主流社會，拿到「人生勝利組」的入場券。

因從小留學，Dr.Phoebe習慣移動，也因此有機會沉浸在不同文化，反而能觀察到每個文化也有相同之處。（Dr. Phoebe提供）

 

它似有助於求職、融入菁英社群，還有隱約感覺到「高人一等」的優越感：國際觀，似乎為的是讓你遠遠地把同伴甩在背後。

回想起來，我第一次接觸真正擁有國際觀的朋友，是在高中。我就讀於教會辦的國際學校，同學們的父母大都是美國宣教士，長年在亞洲傳教，將小孩放在能和國外課程接軌的住宿學校中。

我當時的室友M金髮碧眼，卻說得一口好中文，沒事就窩在房裡看《魔戒》，外加聽周杰倫的CD。M告訴我，每當別人問她從哪裡來時，她不知如何回答。

爸媽來自美國威斯康辛州，但她更熟悉亞洲的環境——從小在台灣長大，最喜歡吃的食物不是漢堡薯條，而是炒飯加珍奶。

M看待世界，從不以任何國家為中心，能客觀地討論各國優缺點。

另一位高中友人T，爸爸是奈及利亞人、媽媽是台灣人，從小中英雙語流利，還會做三菜一湯的台式料理。但偏黑的膚色，讓她有被欺負的經驗，卻因為信仰和自身的經歷，對他人極其謙和包容。

T的閨蜜中有各種膚色，她不需要待在某種文化的舒適圈。從常春藤名校畢業之後，她在世界各地的公衛部門工作。優秀如T，卻從不仗著自己的多元經歷，而看輕任何文化，反倒大力擁抱不同文化。

我後來在美國求學生活多年，曾以為美國人很有國際觀，後來才發現，不要說出國，許多人連加州都沒出過。美國政府資料顯示，有超過六四％美國人沒有護照。美國人也常被其他國家批評，除了對國內議題有感，對國際新聞一無所知。

外國月亮沒有比較圓，井底之蛙到處有，真正願意跳出舒適圈的人，還是少數。

在三種不同文化下長大的友人Y說，「即使文化再不同、習慣南轅北轍，接觸愈多種文化，愈會發現，我們的相同，遠遠超越我們的不同。」

我因此自省，面對異文化時，我們是否總是放大文化差異？而當我們習慣於外國文化之後，是否又常回頭看輕我們原生文化裡所缺少的國際觀？

我從這些朋友身上看到，真正的國際觀，是面對異文化時更加謙卑。擁有國際觀不等同於卓越，而是讓你更願意擁抱不同文化，激盪新的思惟。

撇開表面看到的文化差異，一顆想被了解、也願意了解他人的心，沒有國界，毫無分別。

 

 

任恩儀（現居荷蘭．教育工作者）

荷蘭高教，重新定義「國際化」

 

二○一六年，我幸運地在荷蘭的一間研究型大學，找到兼具教案規劃與現場教學的職務。

八月，是我在荷蘭大學的首次教學，為期一週的密集課程裡，十三位學生當中，有五個義大利人、一個在比利時進修的中國人、兩個塞爾維亞人、三個荷蘭人、一個在中國工作的德國人，和一個在德國工作的美國人。

講師群中，領銜負責的荷蘭研究者，有約十年的秘魯經驗；我則是台灣「鑄模」、美國研究所「加工」，荷蘭正式「上市」；另外三位講師則分別是蘇格蘭教授、西班牙研究者和德國研究者。

此時此地，國際觀不是「出走」到不同環境，或「理解」不同文化這麼直觀——真要說起來，在這裡工作需要的國際觀，更像是「轉換的能力」，透過分析與比較不同概念，找到彼此共通點。

任恩儀認為，多元的文化碰撞，才能激發出創新思惟。（任恩儀提供）

 

畢竟，背景如此多元的一群人，在同個課室中，以非多數人母語的英語，討論各種教育議題，重點不再是找尋標準化的教學法——因為我們是如此不同。如何異中求同、同中存異，一起找尋教育的本質、人與教育互動的方式，更加重要。

例如，蘇格蘭的學者習慣「推特」她在課堂上的有趣話題、延伸討論或教學心得，並公開給學生和同事參與討論。有一日，她意外地收到來自喀麥隆某個教師的回饋——這樣創新的教學互動，不受限語言和文化背景，也超越時空。

人才加速移動，跨國境的多文化背景與互動，成為常態。

荷蘭的高等教育、研究環境，由於近年廣泛地使用英語，並積極與國際接軌，確實帶來改變——來自全球的國際人才「學術移工」，都可能在荷蘭高教領域找到工作。

而每個人有兩到三個不同國家、文化的背景，是家常便飯。

這揭示了「人才移動」的真實現況：本籍土耳其的，受德國與荷蘭的訓練，下一階段要去美國；澳洲學者，哈佛畢業、荷蘭博士後，去年又回到澳洲研究機構。

不只是「學術移工」，在其他產業的工作者們也都如此。在全球產業變化的趨勢下，因著個人階段性目標，尋找最適合的安身之處，也都不排斥、或無法抗拒繼續移動。

一個團隊中不同文化、或多文化背景的人們，必須不斷與自己和別人、甚至環境中無數種不同價值、觀念激盪與碰撞；必須不斷突破自己的盲點，沒有任何事情是習以為常。

在這樣的環境下，所謂國際觀，不是上對下、「讓我來理解你」的過度傲慢，也不是下對上、「讓我來學習你」的過度謙卑。

事實上，每個人旗鼓相當，教學相長。我們都在不斷向他人學習，也在不斷帶給他人新知。

荷蘭高教環境，其實與全球許多國家相似，一樣面對經費拮据、工作量大、升等發表與終身職難覓等挑戰。

但至少有多元背景的研究者共聚一堂，透過不斷衝撞、學習，其帶來的活潑思考力，卻更能成為促使人一直往前的動力。

Jack Huang（現居曼谷．聯合國員工）

聯合國教我的國際觀：認清無知

 

聯合國，是我工作的地方。說它是最國際化的環境，應該不為過。

這個二戰後成立的跨政府組織，宗旨在「維護世界和平，促進繁榮與成長」，在幾乎所有與人類相關的領域，聯合國都參與其中。

在這裡工作的人來自世界各地，都很聰明，也都是許多人眼中「有國際觀」的人才。但和這群了不起的人一起工作，真正讓我印象深刻的，反而都是枝微末節的小事。

我在貿易投資部門實習的時候，被委派撰寫「亞太綠色金融」與「東南亞地下經濟」的個案研究。

帶我的日本上司安倍先生，是嚴肅的人，有濃厚的日式口音與不苟言笑的外貌，卻也有風趣的一面。

共事的日子裡，每週有一次單獨與指導上司的「聊天時間」，話題不限。一次的聊天時間中，安倍先生突然話鋒一轉，與我分享一段當年他的論文指導教授說過的話，「絕大多數的我們都知道世界很大，自己很渺小——若用百分比舉例，假設全世界古往今來的知識是一○○％，我們多半知道，自己可能只了解其中的一％，而剩下的九九％，則是廣大的未知。」

我點頭如搗蒜，但心想這道理哪需要煞有介事地說一遍。

Jack Huang足跡遍布20多國，在聯合國工作的日子讓他學會保持虛心、不斷學習。（黃一展提供）

 

「但真是這樣嗎？」他微笑，接著說，其實我們知道的可能還不到一％，另外大概還有九％是「我們意識到自己未知的領域。」

但絕大部份卻是那些「我們根本沒有意識到的無知」。

他邊說邊畫出圓餅圖，用藍色的筆畫切出一％與九％——那些自己「知道」和「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接著用紅色塗滿剩下的面積（九○％）。

那刺眼的紅，正象徵著那些「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一無所知的事」。

那是個長假前的週五，原本一派輕鬆的短暫例行會面，多了這些發人深省的東西。

但往後每當遇到工作或人生的難題，我總會想起那個下午，聯合國辦公室裡，圓餅圖上那紅色的一大塊，彷彿提醒我，自己多麼「一無所知」，怎能不更謙卑而用心地面對問題？

認清自己的無知，常保學習的虛心與動力。

人生無法預測，一如「國際觀」三個字，你永遠無法清楚定義。甚至，大多數人談論「國際觀」，表述種種看法或批評，但往往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一無所知」的九○％。

我想，真正「有國際觀」的具體表現，就是認清自己的無知，知道世界很大，避免武斷地論定他人，盡量保持虛心，多看、多學一點。

然後在某個時刻，無須再向任何人證明——你會清楚地知道，自己慢慢具備了些以往不存在的東西···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