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到底是什麼東西？
到底Uber是個什麼樣的東西？要怎麼幫它定性定位？首先，Uber是不是一個「破壞性創新」的產品？
「破壞性創新」這個熱門字眼是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isity）商學院教授克里斯汀生（Clayton M. Christensen）提出來的。依他的定義，「破壞性創新」會創造新市場與新的價值網絡，最終破壞了現存的市場與價值網絡。而且這種新的產品市場進入的門檻低。
傳統的計程車業被Uber這種新玩意「破壞」地快招架不住，Uber應該是一種「破壞性創新」沒錯吧？其實不然。二○一五年克里斯汀生和另外兩位作者雷諾（Michael E. Raynor）和麥唐諾（Rory McDonald）在《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發表文章否定Uber符合「破壞性創新」的定義。
Uber並沒有開創一個新的、低階市場，它和計程車是在同一個市場爭取同樣的顧客。相對的，合乎破壞性創新的例子是一九七○年代出現的個人影印機。早期全錄（Xerox）影印機針對高階企業客戶，而當低價個人影印機出現，則是針對全新的個人客戶市場，也創造出與傳統完全不同的新市場與價值網絡，最後逐漸地破壞了原本市場。
當餘裕共享遇上分工論
不過，對傳統計程車業而言，Uber已經夠創新了。這是因為傳統計程車受到管制多，所以在原有商業模式內進行持續性的創新（sustaining innovation）都很難。例如，Uber可以透過網路平台自行媒合；無線計程車隊還是要透過一個中央叫車系統派車。政府管制不見得是因為官僚，也不一定就是在保障既得利益者。為了公民的權益與公共利益，政府管制是必要的。同理，為了公共安全與消費者權益，政府必須對計程車進行必要管制，即使一些限制可能為創新帶來較多束縛。
Uber沒有帶來破壞性創新，但它標榜的「共享經濟」的確對傳統經濟模式帶來挑戰。這種商業模式主要的特徵是利用個人的「餘裕」，創造出價值，再進入市場中轉換為價錢。而近年來共享經濟可以快速發展，主要是出現了進入門檻低的網路平台。這也是種技術變動帶來的創新。
愈見組織化的共享經濟
傳統的經濟理論告訴我們，不同地區、不同勞動力依其特長與優勢進行分工，依比較利益而出現專業化的行業，再透過市場交易，這樣可以讓資源配置最佳，每個人的效益最大。相對的，「共享經濟」是利用每個人多出來的時間、資源創造經濟價值，加上有進入門檻低的網路平台可以媒合，降低了交易成本。乍看之下，這是個多麼理想的市場：去中心、沒有壟斷，消費者中心，生產者也不必被組織剝削。
現實經濟活動卻不盡然如此。其實不論是Uber或Airbnb，都逐漸發展出組織化趨勢。為了更有效拉客，出現了各種車隊。「民宿」也非真的某個人的家，而是專供出租，甚至愈來愈多小型地產公司包下好幾棟房，專門與客人「共享」。利用餘裕共享，也逐漸走上專業化。
而這些車隊、民宿集團可以興起，原因就是他們使用的交易平台成本比傳統交易方式低。這一方面要感謝新科技，另一方面則是要「感謝」政府還沒有能力去規範新生事物，讓這些新生事物利用時間夾縫得以生存甚至坐大。
政府常被批評對新科技、新事物反應太慢；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對政府有兩種互相矛盾的要求。我們怎麼能一方面要求政府規畫出「長治久安」的制度，一方面又要求它可以靈活到「變來變去」，隨時可以在第一時間因應新生事務？
開放平台背後卻是超級大鱷
台灣對Uber這個新生事物沒反應嗎？交通部已提出「多元化計程車服務方案」，不能說沒有反應。政府要求Uber登記、納保、繳稅，平台負責管理責任都合情合理。這些原則適用於所有進入市場的參與者，與是否限制創新無關，也看不出來是在「保障既得利益者」。保障消費者、稅租公平、競爭公平，政府只要能把握這三個原則，不論對傳統或創新產業，對本地或跨國公司一體適用，那就站得住腳。沒有理由因為掛著「新科技」、「創新」、「共享」的光環就給它特別優惠。新的創新產品會愈來愈多愈快，但管制原則還是一樣。
全球化在美國造成川普效應的極端反彈值得警惕，而「共享經濟」平台的發展，其實也是全球化的一環。Uber、Airbnb都是有大型跨國投資公司、科技公司的資金。平台上的消費者與生產者看似小小的個體，但平台背後卻是超級大鱷的組合。跨國大公司全球逃稅避稅，造成國家財政困難，已經引起全球眾怒，各國政府開始防堵。而歐洲政府對Google、臉書也加強規範，因為利用這些平台的個人是無法以一己之力保護自己的隱私與權利。同樣的，包括強調科技創新的國家在內，各國政府也一樣規範Uber，甚至禁止。
Uber的確對傳統計程車產業帶來刺激，也讓消費者多了選擇。不過，這不代表它可以不受政府規範。把Uber納入規範，理所當然；不管Uber，才是政府失職 ··· 閱讀更多
